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3）

上述一系列组织调整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很难想象毛泽东能够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中共中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强调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面对优势敌军的“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决议认为：在战略转移与突围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内线作战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决议还对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作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遵义会议文献》，第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遵义会议决议中充分阐述并高度肯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创立的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思想的一整套红军作战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央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教条主义者否定和抛弃这些原则的直接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通过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深刻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把这些原则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作为党的军事路线加以确定。党和红军在付出惨痛代价后作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再一次深刻表明：要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自己从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和探索总结的规律性认识。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高度评价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不仅代表了全党的共识，也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对党和红军摆脱危境、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而红军仅有3万余人，形势比湘江之战更为严峻。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充分发挥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在赤水河两岸往返机动，用“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用“打”消灭敌人，为“走”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赢、走得了，使战争结局发生了与湘江之战截然不同的变化。通过高度的机动作战，红军不仅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夺取了长征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黔北，使党和红军脱离了危境。之后，又兵逼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而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场堪称经典的精彩活剧！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不仅使他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留下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红军指战员从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到遵义会议后“走的利索，打的痛快”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2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同上，第263页）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略转移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