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5）

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巩固扩大西北大本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陕甘苏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和内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影响苏区形势的稳定。为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军调集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加以歼灭。毛泽东和彭德怀抓住战役枢纽，正确选择战场，指挥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直罗镇一举歼敌1个师又1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缓和了苏区的外部形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为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原则。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同上，第370页）要求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还派出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为首的工作组，调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并叮嘱王首道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回忆录》，第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抓的同志因此而得以释放。当听说红十五军团中还有300多名鄂豫皖时期的“反革命嫌疑犯”没有做结论时，毛泽东指出，这些同志跟着党一路长征过来，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呢？他指示军团长徐海东立即给他们摘帽平反，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是干部的重新分配工作，并要徐海东亲自做解释安慰工作。徐海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这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使这批同志极为感动。徐海东回忆说：“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泽东，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徐海东：《生平自述》，第48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此外，毛泽东还就正确制定苏区土地政策、富农政策提出重要意见，对稳定人心、巩固苏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巩固扩大西北大本营，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正确方针，指挥红军于1936年2月底发起东征战役。在逼退国民党晋绥军、巩固陕甘苏区的同时，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要求东征红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毛泽东年谱》上，第53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红军在山西20余县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后来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又指挥红军进行了西征战役，把苏区扩大到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使西北大本营进一步巩固扩大，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总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不仅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和实行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是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职务之名却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围堵的情况下召开的。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转危为安是当务之急，来不及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错误军事指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职务上的安排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才由教条主义者手中转移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手中。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