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自然是人的问题,即乡村社会主体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的增收问题一直倍受关注,这一问题似乎与乡村的“过密化”问题有相似或联系之处。乡村过密化问题论突出了乡村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而乡村资源是刚性的、有限的,那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只能通过减少乡村人口的途径。但是,我们要问:是不是乡村人口减少了,就必然带来农民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呢?很显然,农民的收入水平绝不是由简单的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所决定的,因而也不会因简单地改变人口策略就能解决收入增长问题。由此看来,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过密化”问题。而且,有学者已经发现乡村正走向“过疏化”,意味着“过密化”不是真正的问题。
后乡土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性质是社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因此,基本问题是与时代背景及其基本性质分不开的。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简单地说,就是在现代市场社会,如何保障农民有事可做,有满意的收入?从本质上看,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发展问题或出路问题。
如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所以,农民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市场上获得发展机会。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归根到底也是政府如何帮助农民在市场上争取公平的机会,因为乡村在后税费时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索取与给予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充分的从业机会;二是理想的收入机会。当前在乡村社会,如果仅仅依靠农民的“一亩三分地”,显然难以满足农民获得充分从业机会的要求,也无法实现农民获得满意的收入的愿望。
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社会,农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越来越需要面对市场。然而,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在应对市场方面,无疑处于相对劣势状态,因为市场制度的规则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现实都有着较大的背离。按照市场规则,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人,才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包括就业和收入;而劳动的回报和价值则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很显然,市场制度的这些核心规则是不利于乡村居民的发展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后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有关联,例如,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市场地位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市场机会。
作为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农民市场机会获得问题并不是单方面因素所构成的,理解问题的成因,不宜仅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影响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的因素,不仅仅有市场规则方面的问题,也有政府与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有来自农民及乡村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基本问题是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着市场行为和市场选择优先考虑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平发展。市场更多地是给有竞争优势者提供发展机会,而非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因此,尽管市场的推进对促进乡村发展来说具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机制。但是对那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乡村地区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来说,获得市场投入和公平发展机会也就相对较少。也就是说,越是贫困偏远地区、越是贫穷的农民,市场越不会顾及。由此也就形成了乡村社会在获得公平发展方面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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