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须 “放量”前行

京津冀发展，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话题。有媒体将2014年称为“京津冀元年”，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一年第一次升位为国家战略。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作为三大国家战略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亦被中央经济工作会寄予了厚望：争取有个良好开局。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头万绪，怎样才能争取一个良好开局呢？

用国家战略强化协同发展步伐。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从现实意义上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有经济考量，也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量因素：防止区域性发展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失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应认真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实增强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谋实事、出实招，扎扎实实地推进协同发展的步伐。

用“中关村”助推市场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致力于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准入条件、诚信体系、营商环境，构建立足于京津冀，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要充分依靠得天独厚的中关村高科技优势，把区域内有关人才、资金、项目、产品及产权交易等市场要素方面的信息和有关的市场环境、市场主体方面的信息进行系统整合，统一上网公布，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市场的开放、公平、竞争、有序，促进区域内的商品和要素能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用“自贸区”冲破行政的樊篱。京津冀间的行政壁垒一直为各方所诟病，如何“去行政化”也一直为社会所关注。天津自贸区的设立对于区域协同发展带来重大利好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去行政化”的平台。自贸区不是“政策红利”，追求的是“制度红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负面清单制度实际上是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京津冀应充分利用好“自贸区”覆盖三地的优势，按照可复制的负面清单理念，大幅度减化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以激活企业特别是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释放出市场能量。同时，自贸区本身既要立足天津，又要充分结合北京、河北的基础和优势，整合三地资源，认真探寻具有区域比较优势项目进行试点。这样，既能强化天津自贸区的优势与个性，也客观上促进、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海自贸区试行一年就推出了诸多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天津自贸区值得期待。

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群建设。京津的“双核心”地位在区域内是显见的，在“大城市病”的重压下，“双城”面临的任务是多重的，既要促进城市远郊区县的城镇化进程，也要启动城市中心区的“逆城市化”；既要平衡城市区域内的功能布局与优化，也要启动城市功能的疏解与企业的外迁。京津在强化自身的同时，要积极拓展对河北的“辐射”功能，通过投资、企业迁移、财政支持、对口支援等形式带动河北的发展。河北则要立足于进一步把城市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优化，既规避内部的竞争，又可为京津的辐射发挥规模效应。在围绕京津构筑城市群的同时，统筹规划好河北内部城市群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