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

传统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经世致用这一史学宗旨与治史求真准则的对立统一，构成史学发展、兴盛的动力。然而，在传统史学发挥的经世功能中，也有巨大弊端。

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涉及史学界诸多人士的职业理念，更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与讨论。

治史宗旨

与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即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传统史学的经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资治信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种经世宗旨，与古人对于历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唐太宗赞叹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史家刘知几也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述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因此，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是与治史宗旨统一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即，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以史翼经”和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中国古代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所明之道涵括广大，“天道”、“王道”、“治道”以及基本的做人之“道”，尽在其中，这些都离不开史学提供的历史例证。

“以史为鉴”尺度极难把握

在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经世致用这一史学宗旨与治史求真准则的对立统一，构成史学发展、兴盛的动力。然而，在传统史学发挥的经世功能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淡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不将研究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其二是“以史为鉴”的运用，往往择取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例，与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比附。如果对所借鉴的历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又不计时代区别地进行附会，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古代乱世多、治世少，政权兴亡屡屡重演。从这一客观史实来看，“以史为鉴”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统治者荒唐昏暴、不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所致，但也有“以史为鉴”导致的后果。例如，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屏藩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北宋以唐代藩镇割据为鉴戒，大削武官兵权，改变兵制，却导致军力软弱，屡屡丧权辱国。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则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