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正因为礼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当人们一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会将其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众所周知的指称概念——“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但问题是，这两个用语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别？其历史演进脉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诸如此类问题，虽然已经受到关注，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从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礼的相关论说来看，虽然“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屡屡呈现，但对两者的剖判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却罕见专门辨析，近年来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江苏宜兴中学的钱秀程先生于2004年发表的《“礼仪之邦”应为“礼义之邦”》（《语文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于此者的文章。该文虽然篇幅短小，但观点鲜明地强调：用“礼仪之邦”是错的，应使用“礼义之邦”。在作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作为道德标准，一贯重视制度品节，提倡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崇为正义而献身的操守。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被称为‘礼义之邦’。这样的‘礼义之邦’才是值得自豪的，如果仅是注重行礼仪式的‘礼仪之邦’，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能宪先生，更连续发表《岂止一字之差——“礼义之邦”考辨》《“礼义之邦”考辨》（见《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7日、《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对“礼仪之邦”“礼义之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两位先生对“礼义之邦”的研究和强调，引人深省。不过，观诸史料，对于这一问题尚可作进一步厘析。

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礼义之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礼仪之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又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镇守博陵的王兖斥责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张猗说：“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何名实相违之甚……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据此，“礼义之邦”作为一个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现；即使保守一点地说，至迟也应在《晋书》成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后，“礼义之邦”便频频见诸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等各种文献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诚如王能宪先生勾勒的，既有称中国、中华、华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称齐鲁等文明开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东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风淳厚之地者。其间，“礼义之邦”前还常冠以“文物”“诗书”“衣冠”“冠带”“名教”“文学”“文章”“文雅”等词。

此外，“礼义之邦”有时也用来称誉朝鲜、安南等地，这显然与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也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如朝鲜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记·书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说：“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初见吾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义之邦，死无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