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2）

晚出的“礼仪之邦”

相较于“礼义之邦”，“礼仪之邦”时隔很久才出现。

明朝人徐学聚编撰的《国朝典汇·朝贡》（问世于明天启五年，流行的为清初补刻本）中记载：“隆庆元年初，上用鸿胪卿李际春言，四夷贡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见。至是，给事中张国彦等奏：‘朝鲜属国，乃冠带礼仪之邦，与诸夷不同，仍复旧班，以示优礼。’从之。”也就是说，直到1625年“礼仪之邦”始见诸文献，前面加有“冠带”二字。迟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礼仪之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使用。据1924年修《陆川县志》载，陆川知县应斯鸣在所撰《新建万寿宫关帝殿合记》中说：“乃邑宰首倡，士民群然响应，争先捐资，不数月而宫、殿鼎创，岂以务名哉，良由渐摩于德泽，感激于忠贞……推此心以行己接物，则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彬彬乎礼仪之邦矣！”不过，根据文意推断，该词还仅代指一地。

直到民国年间，明确以“礼仪之邦”指称“中国”才逐渐流行起来。如一位署名现世宝的人，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中国弄堂里发见（现）礼仪之邦》（《现世报》第6期）的文章。作者开篇即指出：“中国是礼仪之邦，我看了几十年，也看不出来，直到最近，在一件事情上，被我发见（现）实实在在是礼仪之邦。”此后，董化之在《时与文》1947年第20期上发表了《中国自来是个礼仪之邦》一文。以“礼仪之邦”指称中国，以及称中国自来是礼仪之邦，或滥觞于此。

何以到了20世纪“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指称词，并广为流行，相沿至今，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礼义之邦”？这可能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清王朝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等因素有关；或者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并未注意“仪”“义”二字的区别，以至于口耳相传、混而不察吧。

历久弥新：礼之“仪”“义”的纠结

除了“礼义之邦”“礼仪之邦”，文献中也经常出现“礼义之乡”“礼义之国”“礼义之朝”“礼仪之国”等概念。

据初步翻检，“礼义之乡”可能最早见于《史记·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18页），“礼义之国”可能最早见于《汉书》（《高帝纪》《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0、2987页），而“礼义之朝”可能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之《政和御制冠礼》卷5），“礼仪之国”则可能最早见于清人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邻交志上一》。“礼义之乡”自出现一直沿用到1937年，而“礼义之国”沿用到清季，指称与“礼义之邦”基本一致；其前也有冠以“忠信”“忠节”“文学”（“礼义之乡”），或“守节”“诗书”“衣冠”“冠带”“文章”（“礼义之国”）等词者；相较而言，“礼义之朝”（除梁武帝外，宋人吕元泰、元人郝经也曾使用）、“礼仪之国”则较为少见。

传统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礼越来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其间，既有文献解说的积淀充盈，也有典章制度的应时制作，更有身体力行的规范引导。在此文化氛围之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四礼（冠、婚、丧、祭）、五礼（吉、凶、军、宾、嘉）纷然而起，礼仪、礼制、礼俗竞相杂陈，守礼、行礼、变礼与时变化，等等。究其归趣，清代大儒顾炎武所谓“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可谓一语破的。然而，自先秦以来，关于礼之义与仪的判别，则一直或显或隐地纠结着人们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