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6）

实际上，如果中国的官学媒精英真有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自信，那么，媒体的“官方色彩”根本不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了。前面我在谈到文化产业化时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在这里，我再“小题大做”和“上纲上线”一次，从国家的性质，也即“官方”代表谁的角度，回到阶级分析的层面。几天前，有机会读到潘毅教授的一篇文章，讨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之于当下解放性政治的意义。文中就国家、政党、阶级理论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包括他对那些控告“你们独裁”的“可爱的先生们”的如下理直气壮的回应：“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想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的媒体制度问题应该依然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不但是因为有马列主义有关国家的阶级本质的理论武装，而且有着鲜明阶级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就是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在一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境界中写这篇文章的。展望未来，他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套用我们现在谈论的关键词，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结合。

今天，中国宪法还庄严定义着毛泽东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以及相应的国家转型，此国家已非彼国家，此“执政党”亦非彼“革命党”，变质的危险很大。最为明显的是，虽然工人和农民还占“人民”中的大多数，但无论是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还是他们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抑或是他们所享有的社会话语权利和文化资源份额，都相对下降了。

绕了这么个大弯，是为了更全面和更历史地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制度基于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及其“党报理论”。相反，资产阶级把“新闻自由”定义为媒体相对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对“新闻审查”和“网络控制”的话语正是以后者为出发点。如何面对这样的舆论攻势？

与对中国媒体和文化的极度商业化的批判相辅相成，我一直是当下中国媒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偏向、官僚资本化，包括被媒体人的经济利益和表达需要所劫持等问题的批判者。当下，中共正希望通过重拾“群众路线”和反腐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合法性。作为这些努力的核心部分，中国媒体应该通过去商业化和推进在媒体制度、媒体组织内部管理与分配、日常生产流程与媒体实践各层面的去官僚资本化和民主化，来真正落实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四权”，从而赢得自己国内外的声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媒体民主化意味着被边缘化的群体有机会进入社会话语空间，它不等于商业化，更不等于私有化和去“官方化”；相反，它要求去商业化和更好地落实“官方”的群众路线，使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即“官方色彩”和“民间色彩”更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