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4）

如何看待文化商业化问题

学术前沿：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政府鼓励支持、企业乐于投入，既有积极的传播效果，也有过于功利的商业痕迹，您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毁灭？

赵月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泛指概念出发，更不希望把“中国文化”本质化和从当下流行的“去政治化”角度谈文化商业化的影响。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到汉字再到“舌尖上的中国”，某些价值观、共同符号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在历史上的沉淀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但是，如我在上面的讨论中已有所示，我更倾向于从民族和阶级的交互关系角度，以及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的动态社会历史过程中，来看待文化和文化在当下的商业化问题。

从根本上说，如果文化商业化成了主流，那么，资本家阶层资本积累的动机——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官僚资本——就主导了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这更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品味、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商品拜物教和有关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看似“普世”、但在具体的话语霸权体系中有特定阶级内涵的意识形态迷思等。

对新产生的资本家阶层来说，文化商业化是其得以建立和维护其阶级权力，包括前面所谈到的本阶级和阶级联盟的“文化领导权”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问题，而是一个新的阶级和阶级联盟的“自我形成”，也即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并对其他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

前面已谈及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本的跨国金融化及其在信息和文化产业中的扩张。当下，美国大片早已在中国抢滩，迪斯尼乐园很快要在上海落地，韩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在湖南卫视演变为更具商业化的、更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目标受众的“爸爸去哪儿”。当年，“超级女声”和中国自由知识界对其政治意义的一厢情愿的诠释，标志着商业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双重胜利；今天，“郭美美现象”则彰显了极度商业化了的中国媒体和网络空间以及文化场的堕落，而某些知识分子在郭美美问题上的过分话语投机，则更展示了这一群体希望在任何领域创造一切机遇推行他们自己的“救赎中国”方案的超强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总之，文化商业化，也包括媒体商业化逻辑在中国的演绎和深化，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在文化传播市场的扩张继续得到“自我救赎”，而且也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中国鸣锣开道。

同时，非商业性的工农文化和民间文化被边缘化。在国外，花木兰等优秀中国文化作品和其他中国文化元素被好莱坞挪用和糟蹋；在中国都市，不但“无产阶级文艺”和“工人文化宫”已成为过去时，甚至“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也因其与小资文化品味相左而不受主流媒体待见，纷纷以“扰民”框架报道这一大众文化现象。在中国乡村，随着一个个村庄的消失或空心化，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乡土文化在快速消失。连《纽约时报》也在2014年2月1日以“在中国，一旦村庄消失，文化随之消失”为标题表达其痛心疾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