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5）

从人类共同体的高度来看，文化和信息产业化及其所支撑的消费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创造了过剩的文化和信息消费机会的同时，也深化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人类在幸福观、身份认同、意义和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深刻危机。更可怕的是，这些危机正以颓废、忧郁症、有害食品、公共健康危机、战争、恐怖主义、极端气候等威胁人类共同体。如果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来理解你的问题，这些就是“自我毁灭”吧。当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业链上的不同国家和这些国家内部有着不同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人群对这些问题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按理说，在中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恶果已被广泛认知，在价值失序、道德沦丧这些文化层面的问题已十分严重的今天，反对文化商业化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主流的共识。毕竟，文化事关人与人的关系，事关生命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尽管国家在政策指向方面已区分了所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且最近几年也加强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投入，但是，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在媒体、信息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却更加深化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信息、媒体和文化领域还发展“支柱产业”，进一步由资本主导这些领域被当作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有饮鸠止渴的意味。

当然，就像中医文化在国外被一些亚文化群体所欣赏一样，在当下中国，新生代工人的“打工文化”幼苗，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夹缝中、在城乡结合部以各种传播形态为载体，顽强地开拓自己的生长空间。而在深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中国文化教育界乃至媒体界，也出现了新的批判思想和媒体内容。总之，一方面，全球性的文化商业化大潮汹涌，新自由主义作为这一大潮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销声匿迹，而且有以克服危机的名义变本加厉，以更极端的方式卷土重来的可能；另一方面，非商业化的、体现人类共同体团结共享精神、尤其是劳动阶层价值和理想的文化实践和知识实践也在不断萌生，并在与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交锋中成长。

“官方色彩”与媒体公信力

学术前沿：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其“官方色彩”而被西方社会贬损，但中国媒体也必须受到现有传播体制的约束，中国媒体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命题”？

赵月枝：的确，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专业身份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与中国媒体在国际话语场上竞争的策略来考量，西方媒体经常拿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说事，进而抨击它们缺乏“新闻自由”。不过，就像“软实力”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一样，“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没有公信力，不管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

理论上，把媒体与“官方”相对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迷思。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个框架也不能解释媒体与“官方”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更不能解释，美国国家对外宣传的“美国之音”在一些国家的亲美和异见人士中的“公信力”。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和媒体不会喋喋不休地拿他们所支持的独裁国家的媒体是否有“官方色彩”说事，更不会贬损这些政权的国际形象。总之，不是媒体的“官方色彩”本身，而是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及其所在国的统治阶层与西方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

现实中，就像“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很复杂一样，“西方社会”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往往把“西方”等同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而把美国等少数国家中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政客和媒体等同于“西方社会”。这更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软实力”。

有关媒体本身的话语政治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如果因为西方的这一说辞，中国就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设计，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国家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后，再按这一意识形态某些教条所规定的国家是市场“裁判员”的角色，将国家“中性”化，同时将中国媒体引上由私人资本操控的道路，那么，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在中国就真的很有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