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解读新常态（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从1980年代的承包制和价格双轨制破冰，逐渐过渡到产权层面，最终开启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其时，恰逢发达国家开始向世界要素价格低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鉴于并不具备进口替代的技术基础，于是从经济特区逐步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皆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得益于1994年汇率贬值和2001年加入WTO，经济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步入快车道。这种以经济领域单一突破、外向型、非均衡为特征的转型期经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取得经济超高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今正值“前期政策消化期、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出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以期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境，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常态性挑战从根本上讲有三个：一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二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人才红利尚未形成；三是调结构与转方式艰难推进。应对前两个问题，突破资源瓶颈，根本途径在于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实现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规模、粗放、制造、增长”为特征向追求“质量、效益、集约、创造、发展”为特征转变。而调结构转方式的艰难，则有两个原因：一是决策层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掌握平衡，主动协调调结构转方式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从帕累托阶段进入到了卡尔多-希克斯阶段，涉及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重新洗牌与深度调整。我们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针对的就是这种利益阻滞。

诚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9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未来我国经济将出现增长动力更加多元、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市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的明显特征。但是，我们要明白，前景的乐观与辉煌必定是建立在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和不折不扣执行改革的基础上的。因此，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实现中国经济“结构优、效益好、创新型、集约型”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均衡发展战略将是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