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栋：坚决贯彻八项规定 切实转变党的作风（3）

要实现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必将改变我们现有的经济结构，改变以往过多地依赖外贸出口和政府过度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过度依赖外贸出口，结果一旦发生问题，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继而的经济危机，就告诉我们难以为继。而政府过多地刺激经济发展，有它合理的地方。比如对待危机，政府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危机的难关我们是渡不过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常态发展中，恐怕过度地依赖政府的投资刺激经济的发展，就会引发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真正扩大内需，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这样一个结构调整该怎么能够尽快的落在实处，在产业结构同样是如此。怎样加强第一产业就是农业，怎样创新第二产业，用科技统领工业发展，改变过去那种密集型的、粗放型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最主要、最根本的还需要不断地扩大第三产业，增强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无论是哪个行业，经济发展都需要战略性调整和创新驱动才能够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创新上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同样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创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我们现实整个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充分地体现出来。我开个玩笑，电脑是我们发明的吗？手机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吗？但是我们搞山寨版那是世界第一流的。

但是长期依靠山寨版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创新，要有科技创新。而没有制度创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作为保障，科技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还要在未来的七年中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使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齐头并进，完成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14亿人口，9亿多是农民，农民不进入现代化，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就是逐渐地走向工业化，逐渐地走向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城市化。我看有些学者说，农民工进城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好出路，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带领农民一方面创新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逐渐地建设发展成千上万个星罗棋布般的中小城镇，用这个来实现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这是它的主要出路。

农民工进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权宜之计，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但是，实现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都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不是靠空谈、抽象的议论能够解决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从过去简单的引进来到合理的、更高水平的走出去，都值得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花力气的下功夫。

在政治建设上，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上层建筑不可能不调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现实，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调整每向前推进一步，它都内在地、客观地要求政治上层建筑调整，政治上层建筑调整不能超过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但是绝对不能长期滞后于经济基础的调整，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

党的十八大正确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那要完成这些目标，党的十八大正确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未来的七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一连串繁重艰难的任务。

比如说怎样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我们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从理论追求上看，从法律设计上说，是符合社会主义主权在民的原则的，为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为什么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的得到体现呢？就是这些制度作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但这些制度里的具体制度、运行机制、操作程序，存在着一连串矛盾、问题和弊端，影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不断发展。

所以，我们要通过改革，不断地完善这些制度，真正体现出这些制度应有的功能，使人民群众真正能通过这些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那就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把这些制度的优势、功能通过改革充分地发挥出来，体现出来，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能够健全法治。

而政治体制改革在前进的道路上，还要集中精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比如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第二轮大部制改革，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现代法治政府，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不能顺畅发展，和谐社会难以早日建成，我们要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在当前来说非常必要，十分突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由计划走向市场，由相对贫穷走向相对的富裕。在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内某些人，社会中的某些人，利用权力寻租，使权力走向自己的反面，发生异化，产生贪污、腐败现象，这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腐败问题，但是我们社会转型的时候，腐败现象相当激烈，问题暴露的相当突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非常不满。腐败玷污了我们党的形象，腐败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而解决腐败问题，一方面要依照法律，严厉地加以打击和惩治，另一方面就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权力设置的时候制约就要走进来，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又始终受到来自各个相关方面的制约。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运行的结果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但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我们前面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三权分立是符合美国国情，但是它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到中国。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来，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就下降，因为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平行设置，彼此才能够有效制约。如果把三权分立拿来的话，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就下降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上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一府两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从法律上说，具有很高的权力和权威。但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到位，如果这个时候把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下降，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可能就要受到歪曲，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就失掉了一个平台。

所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抄美国和西方的三权分立，但三权分立后面那个原则，权力必须科学设置，彼此应该有效制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需要借鉴地吸收。

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我们在反对腐败、规范权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面临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就要实行权力的公开化、阳光化，包括高中级公务员财产的透明化。我看最近有些看法，说是领导干部、高中级公务员财产公布比较艰难，往后缓一缓，有人说先搞三五年的试点，然后十年以后铺开。十年以后全面小康社会都建成了，黄花菜都凉了。不把腐败问题解决好，处理好，我们怎么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我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怎么用小平同志当年希望的那样一种，用好的机制选人，选最好的人，未来七年，形势逼人，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各级党政领导骨干。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公开、公平、透明、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在选人的问题上，用人的问题上，不能实现干部选拔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结合，我们没办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一批最好的骨干人才。那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推进，不能够长期拖延，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非常复杂，一旦处理不好，有很多问题会走向反面。这给我们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提出了一连串新的更高的要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任务也相当艰难，文化上更是如此。

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通过实践形成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目标为共同理想，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摒弃其中的一些不合理和糟粕，要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又不简单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全部价值理念，但是又充满着时代精神，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来构筑我们的共同思想，共同的道德规范。我认为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要艰难。

市场经济毫无疑问讲究君子爱财，但是它应该取得有道。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取之无道是比比皆是，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贪赃枉法分子？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不然为什么经常出现那些坑蒙拐骗？这就说明，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并没有完全建构起来。这个任务需要党和人民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而文化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同时又是历史传统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