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讲，中华民族的昨天叫“雄关漫道真如铁”。什么意思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种历史形势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迫切的历史任务。自那时起，各个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进行了持续地探索。比如清政府内部的代表，封建阶级的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但是都没有真正成功。有人讲你讲的不正确，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确实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并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和统一。对内依然是军阀割据、地方割据；对外，中华民国刚成立就宣称列强在中国以往的一切权益，中华民国一概予以承认。为什么？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换取列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支持。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华民国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华民族的独立是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才得以实现的。
建立了新中国以后，下一步按照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建国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把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然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最后文化大革命，搞来搞去，小平同志讲，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在民族独立实现之后，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很难探索的。所以习近平讲中华民族的昨天叫“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叫“人间正道是沧桑”。1978年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走一条新路，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从邓小平开始，经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以及几代共产党人，全国人民不懈地探索与努力，现在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特点的道路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表明，我们这条道路，大的原则、大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发展过程中它有很多具体的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这个路的大方向、大原则是正确的，五位一体、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我们这个实际的，并且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这条正道，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经过了反复的探索，充分的吸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然后才形成的，来之不易。所以习近平同志讲人间正道是沧桑。
沿着这个路走下去，习近平讲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当然后面就是“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了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期许，一种憧憬。习近平同志讲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确实实，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一条道路才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路，康庄大道。正因为这个路是正路，已经为实践发展所证明了，所以我们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
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12月视察广东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在社会思潮中，有些极左的观点想走回头路，实际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要想往回走，实际上不可能了，走不回去了。这个比较好理解。
什么叫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说法比较形象，它不是完全规范的文件语言，需要我们好好理解。什么叫改旗易帜的邪路？前面我们讲过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我们就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比如前面我讲过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要求放开普选，先在地方直选乡长，再直选县长，再直选市长，层层推开，这样才行。行不行？看上去很好，好像讲的很有道理，实际上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先在基层和地方放开直选。对于这个问题，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做过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郑永年先生讲“民主的先后顺序，兹事体大”。要搞选举，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问题，选举民主，不宜从基层开始向上步步推动。选举民主它不太适合从基层开始向上步步推动，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什么意思呢？比如先在地方基层层面放开直选，我是个县长，我是县里面的公民投票直选的，我是听上面的还是听选民的？如果选民的意见和上级命令要求一致还行，如果不一致呢？不一致我听谁的？当然我是听选民的，我是他们选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基层和地方的直选，都这样，那么整个中国上下的政治秩序就无法保障了。因为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会使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治秩序就失控了。一旦失控之后，稳定、发展都不可能了。
所以有些改革的方案，听上去很好，实际上不行。
再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观点，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所以应该多党制。那么多党制适合不适合中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实际上也不行。如果今天中国搞多党制，我们都知道的，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就很难保障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内的贫富差距导致的利益矛盾问题，这是一些离心力，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那么国家的这种统一完整怎么保障？再有一个，也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多党制能够有效解决腐败问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美国历史上两党制，在整个19世纪也曾经是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并且现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的，像菲律宾，像非洲一些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两党制、多党制，腐败问题更严重。所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党制、多党制一定能够治理腐败的问题。关键不是这种政党制度的问题，还要实现对权力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制约。所以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的一些观点，尽管很有影响，但是实际上并不适合中国。
另外，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针对当前农村里面征地拆迁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所以要求“大规模放开农村土地私有化”，行不行？不行，虽然听起来好像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好像很合理，药方不错，但实际上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现在农村征地拆迁过程中，确实矛盾非常多，但是土地制度问题仅仅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力不受制约。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使土地私有化了，这个地是我的了，只要权力不受制约，想征你的地，你也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吗？所以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是更为重要的，更为根本的。
比如说香港，香港的土地就是公有的，它为什么不像大陆一样问题这么多。香港法治更为严明，你要征一块地，那个手续非常完备、严谨，所以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仅仅把农村征地拆迁导致的矛盾、纠纷简单地认为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权力不受制约，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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