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以前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讲的还不彻底，为政府干预市场留有了理论上的余地。现在讲得更彻底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真正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了，政府不再对市场任意的干预了，市场按照自己的规律，竞争机制、淘汰机制、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了，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此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了，政府对市场不再任意的干预了，也为解决权钱交易问题、寻租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提和基础，消除了权钱交易体制上的一个根源。政府不再任意地干预市场了，公开透明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市场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转了，民营企业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获得资源向政府官员行贿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在政治方面，习近平同志有很多讲话，讲话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法治。2013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有一个评论，测试中国梦能否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看中国领导层对法治的态度如何，是不是能够真正地推行法治，用法治来约束、规范党的权力，用法治约束、规范政府的权力，用法治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实际上习近平同志是一贯强调法治的。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那么与保障公民权利相对应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应该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习近平同志讲，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如果说领导干部切切实实具有法治思维和公民权利思维，那么很多矛盾和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们观察一下现实，应该讲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法治思维也在逐步地确立，也在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但是如果说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有多强，我看也是一个需要逐步提高的过程。实际上看一下现实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有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过去那种“权大于法”的意识、行政命令思维、简单的管制思维，还是很发达的。如果说老百姓或者说公民的法治思维、权利思维不断增强，有人讲现在我们是一个权利的时代，随着我们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老百姓的法治思维、公民权利思维不断增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领导干部本身的法治思维没有牢固的树立，还是过去那样一种“权大于法”的意识、等级思维、行政命令思维。那么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导致的矛盾和摩擦，现实有很多案例。比如现在的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欠缺。你到底是依法治国，按照法律办事，还是强拆，这是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比较切身的体会，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碰到一个案例，这个地方有三个自然村要拆，涉及到2000人。当地的领导告诉村民，现在我们暂时没有资金，你们先出去租房子住，给你们提供一笔资金租房子住，等着把房子拆了，把地卖了，有了钱，肯定会及时补偿给你们。
除了个别的钉子户有不同看法外，大部分老百姓搬了，剩了几个钉子户，最后一看钉不住，也搬了。搬了之后，房子也拆了。正要卖地，国务院下文件了，对土地市场严格督察，怎么办？卖不出去了。卖了好长时间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怎么办？卖不出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合理地补偿。你说这怎么办？应该补偿给老百姓，天经地义。但是要补偿又没有钱，这也是现实。那怎么办？那只能是出现矛盾。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原来的领导因为拆的又好又快提拔了，换了新领导，新领导跟我们抱怨，你看你看，这个事和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是上一届领导的事情，责任需要现任领导来负。我说那没有办法，你就认倒霉吧。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应该补偿，但是没有钱又是现实，新领导满腹牢骚，这不是等着激化矛盾嘛。所以说到底怎么弄？是不是按照法律办事，这个里面有没有公民参与在这里面，有没有法治思维，是不是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都是问题。
再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城管与小商小贩矛盾比较多，现在很多的报道，说城市管理过程中，城管与商贩常常有比较严重的矛盾和摩擦。当然我们说一个城市肯定是需要管理的，没有管理不行，但是那种粗暴的、简单的管理方式和执法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实际上这种管理方式，完全可以是柔性的，并且是充满人性的。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城管和小商小贩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恐怕只是一个表象，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是当地的领导者、管理者法治思维的欠缺。这是问题的原因所在。至于城管和商贩的矛盾、冲突只是一个现象。为什么说当地领导者法治思维的欠缺是个重要原因呢？为什么说背后是这个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小商小贩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他也不会冬天那么冷在街头摆摊卖几双袜子，几双手套，挣那么一块钱，两块钱，为什么？他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需要养老，需要养小，怎么办？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衡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法治思维是否健全，不是看这个城市有多少高楼大厦，多少绿地，多少广场，多少富人，主要是看这个城市对社会底层的包容能力，让社会底层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城市里面立足，能够比较体面地在城市里面生存，这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衡量这个城市的领导者法治思维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
像北京精神有一个“包容”，这个就很好。通过以上整个的分析，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法治思维的确立，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是一种趋势，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在文化方面，习近平重视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重视宣传工作，压邪气，扬正气，树新风。我们知道国家能力、综合实力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硬实力，像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再一个是软实力，像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渗透力、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这是软实力。习近平特别强调文化软实力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什么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这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在不断地发展，我们现在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了，但是相应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的成效不令人满意。
我们经济发展了，具有世界影响，但是我们在价值观方面，在价值理念方面，哪些东西可以影响世界？现在我们除了孔子以外，除了老祖宗以外，我们现在自己做的事情，怎么样进一步地概括、提炼，把价值观提炼出来，进而影响整个世界。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于中国在文化软实力建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很多西方的政要或者学者都有过分析或评价。
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讲过，“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指的是中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她承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认为中国在文化的、价值观的这种影响输出方面还不行。她讲，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上述那段话，可能我们觉得很不中听，很不爱听，但是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观念。这样一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改变。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的价值观念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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