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城镇化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2）

在城镇化发展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发展很迅速，城乡差距却在不断扩大。邓小平指出合理的城乡差距是允许的，这也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然而差距太大就会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他说：“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缩小城乡差别。”在邓小平的城镇化思维中，我国的城镇化是不允许出现城乡两极分化的，否则就失败了。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城镇化过程中，邓小平高举“共同富裕”的旗帜，始终致力于协调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关于城镇化的路径：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就业途径。因此，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就成为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邓小平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城镇化，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他说：“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邓小平看到了希望，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自此，邓小平开始着手探索一条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小城镇建设为载体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乡镇企业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是沟通城乡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在邓小平的热情关注和指导下，乡镇企业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成为推动农村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农业人口转移的奇迹，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变迁，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赞誉：“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及时总结了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城镇化要走小城镇建设之路。一方面，大中城市自身承载力有限。改革之初大量知青返城，加剧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其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难以容纳巨大的流动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都向大城市流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小城镇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连结城乡经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乡镇企业的主要集聚地，是推动农村城市化的阶梯。实践证明，小城镇建设在安置农村人口就业，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之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央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建设方针，小城镇数量猛增，到1992年达到1.2万个左右，是1979年的4倍多，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这样，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剩余劳动力增加—乡镇企业涌现—小城镇建设”为轨迹的城镇化模式形成了。这是邓小平以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创造性地走出的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它契合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国情，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关于城镇化的总体布局：渐进性和非均衡性。邓小平深入分析了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根据中国的国情，做出了渐进的和非均衡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即由沿海到内地，点、线、面梯次展开，逐步推进，这是邓小平基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针对我国城镇化布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中央首先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4个城市试办经济特区。随后，城镇化布局沿海岸线铺开，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并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来又扩大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并开放上海浦东新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城镇空间开发也由沿海向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延伸，逐步形成了一条“点—线—面”全方位的城镇开放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