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问题纵横谈（5）

三、反思“一国两制”下的港澳问题

如果说台湾问题属于内政问题，那么，港澳问题则是外交领域解决的国家统一问题。“一国两制”本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回应，我们适时地将突破口转向了以此解决港澳问题。当时，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顺利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一下松了口气，感觉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将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过去了。但是，时至今日，香港回归18年，澳门回归16年，港澳“一国两制”的发展并不像我们当初想得那么乐观。对此，在1985年，刚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时候，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客人的时候明确讲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具有生命力，有两个考验。第一，回归前，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收回一个完好无损的香港和澳门；第二个更大的考验，就是回来以后，香港、澳门能不能保持长久繁荣和稳定，能不能实现长治久安。

（一）回归后的澳门。回归之前的澳门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上一塌糊涂，负了一堆债，回归那一年，澳门的经济总量一年500亿。澳门太小了，50万人，30平方公里。2013年澳门经济总量达到4000亿。澳门回归那一年人均GDP1.4万，2013年达到8.7万，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增长达到15%的高速增长。可是，在澳门40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博彩业竟占了3600亿。可见，澳门的经济结构畸形，其发展着实令人堪忧。

澳门的发展靠的是旅游博彩业，就是我们所说的“赌”。那过去为什么搞得不好呢？因为过去澳门的赌业是垄断式经营，澳门过去只有一个赌王，从第一代卢九，第二代高可宁、傅德用，到现在我们熟悉的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先生。过去，亚洲只有澳门赌博是合法的，其他地方都是非法的。20世纪90年代，大家一看，博彩业的利润太高，于是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包括不允许搞赌业的香港。因为香港法律只能管到本土，于是就把旅游船开到公海上赌，完事后再回来。这些对澳门的赌业造成了很大冲击，澳门决定实行开放、引入竞争。从2001年开始开放赌权，过去政府只发一个赌牌给赌王，改为一下发六张牌，现在澳门博彩旅游公司、澳门的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澳门的银河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亚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博彩有限公司、金殿超濠博彩有限公司六大赌博集团都在经营。在澳门赌权开放以后，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强力介入到澳门赌博业，现在已经快占到三分之一强，并且还在扩大。如果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掌握了澳门博彩业，进而掌握了澳门的经济命脉，到时候那美国肯定要在政治上发声的。

澳门博彩业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倘若博彩业受外界的影响干预太大，一旦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这种单一的、薄弱的经济结构肯定要出大的问题。因此，在澳门回归之际，我们就提出，澳门必须走经济发展多元化的道路，就是要走“拉斯维加斯之路”，而不能走“蒙地卡罗之路”。欧洲摩纳哥的蒙地卡罗是纯粹的赌城，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于非博彩业，我们希望澳门走这条路。

（二）香港问题。香港回归十八年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建立起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2013年，我们进行了几次民调，其中在关于“你是中国人，中国香港人，香港人”的选项中，大多数选的是“香港人”。前阵子，香港“占中”之乱，不是人们联想的民主问题，不是民主实现快慢与实现方式的问题，究其核心问题，是香港管制权的争夺。下面，我们分析来看。

香港政治上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立法会，一个叫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政治结构中最核心的。英国人希望英国人撤走以后，香港仍然是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但是，英国人撤了以后，并没有实力卷土重来，而是美国人实际地替代了英国人，作为影响香港最重要的外来力量。在此，我们从“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分析来看，这也是我们落实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的两个抓手。

第一，立法会。在某种意义说，我们很难完全把立法会控制起来。因为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由当地人选的，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或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不管哪一种选举方式，都是由当地人选的，选出来的结果报中央政府备案。立法会的选举结构是，有70名议员，分两种选举方式。一种叫分区直选，就是把香港划为五个选区，合格选民一人一票选，选出35名议员；另外一个叫间接选举，就是把香港的社会结构分成38个界别，从中选出35名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按照我们内地的划分法，可以把香港社会人士分为三大块：一块叫企业家阶层或者叫大资本家阶层、上层人士；一块叫中产阶级，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一块叫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这种划分法虽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大体合理，对于这三块，我们长期做工作，但是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块，我们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原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我们认为香港是个工商业城市，工商界人士是稳定香港的重要力量，他们人口虽然占香港总人数的20%，但是却掌握香港80%的财富，并且他们都是爱国、爱港的。第二块，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做工作非常不成功的地方，他们是专业界人士，包括知识界，香港的大中小学的众多教师，青年学生，我们一直没有把他们争取过来。第三块，草根阶层，现在也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但是还有一个机制，叫间接机制，这是照顾工商业者利益的。通过这两个平衡，我们现在能够在立法会里面影响多数，接近三分之二，而反对派稳稳地掌握三分之一多。根据香港现行的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任何重大决定必须在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通过，才可以执行。看这个局面，特区政府寸步难行，因为他们无法争取到三分之二，但是要想让事情做不成，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否定就可以了。

第二，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基本法，行政长官是当地选，不管是间选还是直选，选出来都是要报中央政府批准的，而这种批准权是实质任命权。换句话说，如果选出来的人，中央政府不满意，是可以打回去重选的，一直到选出满意的为止。当然，我们决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选出中央政府不满意的行政长官且不予任命，那会造成重大的危机。

但是，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选举，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最后都要走到普选，就是要走到一人一票选的直接民主，而且时间表已经给了，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普选行政长官以后就可以普选立法会。那么，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我们希望能够推出既代表中央利益又代表香港利益的爱国、爱港人士来选。在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给出了大原则，就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来选，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所有的提名人必须在提名委员会争取过半数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这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再交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往上选。但是，香港反对派完全不接受这个结果，9月28日宣布开始占领中环。事实上，关于占领中环，香港反对派在2013年1月就开始酝酿了，如果这个选举不能符合他们的意志，就要采取公民抗命的方式、街头政治的方式，逼中央政府让步。这出闹剧让西方一些国家很高兴，认为“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了，香港政府很有可能瘫痪。虽然学生们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而且是争取真民主，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性质已经变成了对抗特区政府、反对中央政府的一场政治对抗。

为此，前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的时候，明确讲到，香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认识问题。换言之，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过去为了避嫌，不该管的肯定没有管，但是该管的也没有好好管。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尊重两制”讲得多；“坚持一国”讲得少。所以，很多香港人觉得，1997的回归，不改天，不换地，就换一面旗，并没能认识到，1997年香港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而香港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的一切待遇，同时也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

1997年那一场在劫难逃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使香港深受其害，在事态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了香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靠山。在第二次金融危机中，中央出台六大政策，包括把离岸人民币中心建在香港。另外，SARS时期，在内地药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批药品先给了香港。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回归以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应该自己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然而，在2003年政府启动立法之际，却遭到强烈抵抗。前几年，香港中小学要搞国民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展通识教育课，也遭到了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