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问题纵横谈（3）

1979年1月底，小平同志去美国访问，在国会两院的国会山发表演说的时候明确提出，从今以后，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了。这一特殊政策的新调整完整体现在1981年9月30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代表中共中央阐述了9条对台新政策。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叶九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承诺我们将以特殊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回来以后，将设立特别行政区；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统一；第三，统一之前，先实现“三通”，即是：通商、通航、通邮，累积互信。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客人的时候讲，“叶九条”是我们中央集体的一个决定，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开始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另一拨美国客人的时候，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容，我们把它叫做“邓六条”，这都是政策层面的。82《宪法》出台的时候，第31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法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官方的喊话。比如，廖承志同志给时任台湾当局执政者的蒋经国写信，二人有同学之谊，信中用了鲁迅先生1927年一首诗中的两句话，来形容两岸关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呼吁蒋经国先生能够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后来，邓颖超同志也给宋美龄先生写信，呼吁对岸回来。但是，遗憾的是，蒋经国先生完全拒绝接受“一国两制”，他提出“一国良制”。就是说，我也是主张统一的，但存在一个谁统谁的问题，谁的制度好，谁就来统一。由此提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提出了“三不”：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

第三个阶段，1987年到1999年——“两岸关系的大突破、大发展时期”。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先生突然去世，没有完成好接班的部署。1988年，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自然地接任了总统的位置，后来又当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刚上台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表明，坚贞不渝地遵循经国先生的遗志，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1992年，还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并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来促进这个事情，但是好景不长，骨子里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在1993年搞了“重返联合国”运动。

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宣布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唯一合法席位的权利，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两岸关系看起来非常严峻，或是武装对立，或是和平对立，但是，性质不严重，就是双方在争夺谁代表中国的权利。但是，李登辉尤其是他执政后期开始，两岸关系性质变了，李登辉要另起门户，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我是中华民国代表。在国际机构中，之前，不是你来，我就走，你在我就不去了，而李登辉是我们一块都进去，企图在联合国搞两个席位，这实际上就是搞分裂，在国际社会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先生在去世之前，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这两个决定既影响到了台湾岛内以后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大局。那就是：第一，搞民主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推行民主；第二，开放对大陆的探亲。由此，隔绝30多年的两岸交流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官方和官方是依旧不打交道的。可是，两岸交流中的民众问题，总得有人出面解决，最初是红十字会来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劫机，岛内一些人跑到大陆来，大陆也有些人跑过去。这样跑来跑去，就有很多问题。后来，双方都不鼓励这样，人跑过来，得收留，但是一般情况下，飞机是要送回去的，这就得打交道。对此，红十字会就解决不了了，可官方又不能出面，怎么办？于是，双方就想到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官方做背景，但以民间形式出现的机构，即台湾先成立了一个“海基会”，我们对应成立了一个“海协会”，对岸请的是辜振甫先生任董事长，我们这边请的是汪道涵先生任会长。但是，双方见面之前要解决一个问题，这种见面算什么性质的？见面的基础是什么？得找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在1992年解决了。1992年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样，1993年实现了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我们请他到这儿来，他不来；我们去，他又不让去，结果找了一个第三地新加坡，在那里进行的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

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八条对台的新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江八点”，其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条件；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开始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谈判；第三，邀请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当然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去台湾访问。

看着即将热络起来，很可能要进入政治谈判阶段的两岸关系，美国政府感到情况不妙，大事不好，因为分裂的中国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1995年6月美国邀请李登辉到美国访问，当然还是做了一些包装的，不是官方访问，是邀请李登辉回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请李作为杰出校友发表演说。可是，不管怎么包装，性质是一样的。李登辉在讲演中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概念，试图把“中华民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做切断，分裂国家的意图曝露。于是，我们在1995年6月到1996年3月，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决定推迟原计划在1996年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军事演习以后，台湾当局有所收敛了，两岸关系又重新由紧张回到缓和。于是，1998年，双方实现了第二次汪辜会谈。这次是在上海，我们请辜振甫先生到上海来和汪道涵先生见面，并且商定1999年举行第三次汪辜会谈，由汪道涵先生回访台湾。在李登辉就要卸任的前一年，1999年5月，李登辉出了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把他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全都表露了出来。7月，李登辉在会见德国记者访问时，明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国论”。这样，两岸关系又开始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