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

赵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副局长（正局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12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兼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村改革的指导意见和试点方案，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新情况，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跟以前遇到的问题相比，农业农村发展遇到的新挑战更加严峻、更加复杂，许多体制机制因素交织在一起，既互为因果、相互制约，又相互叠加、放大效应。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根本出路在改革。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进一步部署。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大的制度成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生命力。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要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范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既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二是要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宽服务领域，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已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126.7万家、龙头企业12万多家。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因地制宜、稳妥推进，既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又要符合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的要求。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必须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既要从当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出发，更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不得硬性下指标、强制推动。必须切实保护农户承包土地的合法权利，经营权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三是要鼓励工商企业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工商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和监管办法，加强管理，避免撂荒、“跑路”和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严禁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搞“非农化”。四是要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降成本、控风险。要抓好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试点工作，按照“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要求，加快构建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