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面临的问题依然纷繁复杂。看两组数据：一看粮食生产。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2016年为12325亿斤，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630多斤，提高到了现在的超过900斤。这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二看农民收入。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1：2.57；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镇居民33616元，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1：2.72，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有所扩大。可见，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一、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我想从观念和制度这个层面，谈谈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了党和政府处理好同农民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基本准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的，即：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也为了有能力捍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可是，在当时国内一穷二白、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封锁的背景下，要积累起建设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主要从农业中来提取。

第一，无论从农民吃粮，还是从农民收入都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农民确实比较苦。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两项政策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从1979年起减少对农民征购50亿斤粮食，国家适当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以使农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规定水稻产区农民人均口粮在400斤以下的，杂粮地区农民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购。第二，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的统购价格提高20%。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如果还有余粮卖给国家的，称为“超购”，超购的价格在统购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50%。

相应地，我们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农民的口粮。400斤稻谷只能出280斤米，300斤杂粮最多也只能出240斤成品粮。而在1978年以前，有些没能达到这个人均口粮水平的农村生产队，还仍然需要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糠菜半年粮”是当时不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根据后来的测算，1978年时，我国7.9亿农民中有2.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是在温饱水平以下的。当时城镇居民的口粮也不充裕。国家对市民实行计划供应粮食，每个人都有定量，每个家庭都有购粮本，每个月都要发放粮票。这项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从出生到去世，年龄不同劳动量不同，这个定量国家做的是很细的，从婴儿到重体力劳动者的粮食定量，被分为了9个等级。二是当时的粮价。1979年实行新的粮价后，农民向国家交售的标准等级的早籼稻，每斤是0.1155元，之前则是0.0963元。那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336斤，早稻是高产作物，也就是556斤。农民种一季早稻的毛收入，只有50多元。这两组数据交叉的结果，就是197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只相当于当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9%。当时农民的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82.08%。就是说，无论从农民吃粮，还是从农民收入都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农民确实比较苦。如果连种粮人自己都吃不饱，那还能有什么积极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总体上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能够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能够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就是因为党始终坚持了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这两条基本准则，因此要始终坚持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我国农业农村政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明确要求，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的所谓阶级斗争问题，强调决不允许随心所欲地扩大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破坏团结，伤害好人。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文革之前就已经有了，有些地方动不动就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这种情况确实伤害了农民。由此，进一步明确指出，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主要是反对“穷过渡”)。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二)确立并不断完善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即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

第一，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下由生产队实行统一劳动、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体制，最初是由农民自发推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但有些地方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央最初是不赞成的。1979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是这样评价的：“它失去了集体劳动和统一经营的好处，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是一种倒退。”并要求“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到了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搞包产到户。”这就是农村改革初期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农村大政策，但同时也明确了“不许、也不要”的底线，因为这个决定仍然强调“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对农村政策问题作了重要谈话，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同年9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即中发[1980]75号文件，指出，对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但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就不要搞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