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陈金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编者按】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只有经历调查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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