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智库发展要坚持公益导向（2）

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而是“建设者”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样看待智库的独立性？如何保持社会智库的独立性？

迟福林：智库的价值源于研究的客观性、前瞻性和专业性，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观、前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战略和政策性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就需要经费管理相对独立、人事管理相对独立。因此，发展社会智库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采取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新体制。政府和社会智库有互补的关系，智库的独立性重在研究过程的独立。

第一，支持社会智库建立多元化经费的渠道。推进社会智库发展，重要的是打破体制内、体制外的不公平待遇，促进社会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第二，实行鼓励社会智库发展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如扩大社会智库业务税收减免范围，现在体制内外智库的政策不公平，社会智库不能同体制内智库一样，享受相应税收减免政策。

第三，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比如，解决社会智库人才的身份问题，推动党政机关与社会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解决社会智库人才比体制内人才退休待遇低、职称难以解决等问题。

以改革的办法创新社会智库的体制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结合中改院的实践，你认为建设一流社会智库的核心是什么？还需要哪些相关的配套支持？

迟福林：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总体看发展还比较滞后。突出表现在：数量较少，目前仅占智库总数的5％；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国际知名度不高，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资金、人才短缺；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从中改院的实践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智库建设，建设一流社会智库，重在以改革的办法创新社会智库的体制机制。

中改院建院23年，一直坚持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经费独立、人事独立，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以确保改革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坚持实行“小机构、大网络”的体制机制，既避免了过多养人，又形成了囊括一批资深改革研究专家的“大网络”，弥补了人才资源的不足；坚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

社会智库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智库的关系，形成有利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体制制度环境。《意见》提出“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对此，从社会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出发，建议选择一些具备良好基础的社会智库，纳入国家规划建设的高端智库试点；尽快研究制定《公益法人法》，赋予社会智库公益法人地位，逐步建立政府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法治框架；研究制定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为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比如，尽快建立对社会智库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社会智库及时获取政府信息；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把社会智库作为政府政策第三方评估的重要参与者；完善社会智库研究成果的“上达”机制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将社会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制度化和正规化，实现社会智库与政策决策层沟通的常态化。

智库的自我定位和内在创新能力，根本上决定了其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社会智库是以公益性为导向、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和决策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从中改院23年的实践看，社会智库自身发展要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激烈争论。中改院经过大量田野调查，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直接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惠及13亿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揽子”政策建议，受到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3年提交的“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被用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参阅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