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纪念抗战 反思自我 （3）

答：我认为，这种评论是不负责任而且错误的。说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崇尚强者的文化，难道中国人骨子里就没有？至于狂人放话，更是哪儿都存在。而且我相信，我们目前只是因为还没有选举文化，因此在公开的场合反映不出来。但如果到网上去看看，中国网友豪气干云的人数恐怕要比日本人多得多。何况，像石原那样的日本人，不仅对中国和韩国口出狂言，同样也对美国桀骜不驯。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了解，那就是，石原也好，日本右翼也好，甚至像小泉首相也好，他们毕竟只是日本人中间的一小部分，他们并不就等于日本国民。他们的情感，自然也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日本国民的情感。要知道，在选举文化的背景下，政治家的许多过激言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目的地表演给他的选民看，为了党或自己拉选票用的。而越是容易炒作，并且是越刺激的话题，也就越是容易被政治家们利用来影响民众。

战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曲曲折折，但是，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日本实行的都是“以德报怨”的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日本的国民。尤其是共产党，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邓小平和胡耀邦，无不高度重视在中日两国民众中间，包括在大批中日青年中间培植友谊与信任。尽管他们当年的一些政策或作法，在今天可能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当政的时代，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不仅十分活跃，而且相当广泛和深入，今天许多深刻反省日本战争罪责的老兵，恰恰就是受到了中国当年政策的积极影响，才得以根本转变观念的。

由于当时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比较融洽，影响到日本政坛，原本反共、反华的一些老政治家，也都逐渐改变了态度。那个时候也有过日本教科书问题，也发生过右翼势力公开挑衅的情况，但在当时那样一种中日友好的大氛围中，右翼的鼓噪并不能造成日本国民对中国情感的恶化。

十分明显，中日关系渐趋紧张，以至促使中日两国国民互生恶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里有两个大的原因，一是中国国力渐强，中国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一是中国迅速发展引起日本右翼及一些政客的高度戒备和不满。事实上，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恶化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进而牵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恰恰是日本右翼势力由来已久的政治图谋。而我们对此如果毫无认识，并且刻意针对日本右翼的挑衅行为煽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之对抗，便利日本右翼的挑唆，恶化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这就等于是自己往日本右翼的圈套里钻。

我们必须了解，无论是从世界和平民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而言，这样一种强化对抗，鼓动以日本国民为敌的心态和作法，都不值得推崇和肯定。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建设好，让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中国有一句俗话用在这里可能不是很好听，却可能比较贴切，叫做“咬人的狗不叫”。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它的含义。大概今天还没有人会幼稚到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教育等各个重要方面，发展到可以和日本比肩而立的水平了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知道今天中国最需要些什么。而要想让自己富强起来，在外交上就必须要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这倒并不是主张先卧薪尝胆，然后再去打什么旗帜，逞什么威风，而是强调中国应当认清自己目前的主攻方向和最大的外交挑战来自何方，知道为加速发展和改革需要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能四面树敌。真的很希望中国人能习惯于成为更有内涵的国民，不仅有自知之明，分得清先后主次，轻重缓急，而且深谋远虑，踏实苦干，不事张扬。

问：抗战激起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强大且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远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如何记取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推进这一建设事业？

答：今天总结抗日战争史的经验教训，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可能有三条：

第一是要团结。抗战所以能打起来，国共团结，各派团结，大家服从一个抗日的目标，至为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条，只靠政府去打，大家都各自保存实力，甚至乘机抢夺地盘，哪怕是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来一场推翻政府的夺权斗争，抗战就打不起来了。中共放弃暴力革命，停止没收土地，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政府名下的国民革命军，就是为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但是，中国的抗战，所以不能有效地抗击日本的推进，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除了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不如人以外，也与国共相互防范，互相磨擦，各派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许多时候保存实力，甚至因防范而自相残杀，越来越不能合作，以致在军事上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从而在战役行动上难以达成预期目的有关。

第二是政府要能够赢得国民的认同。要对日抗战，根本上在于国民有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中国能坚持八年抗战不投降、不瓦解，没有众多国民和各派势力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认同，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没有对一个统一政府的认同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还是统一不起来。国民政府所以能够在抗战中成为中国统一的中心，根本上就是因为它自1927年以来经过不断努力，已经逐渐取得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迫使各派势力都不得不承认其权威性。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其权威之所以再度受到挑战，国共两党重新冲突起来，甚至直接影响到战后内战爆发，也恰恰是因为国民政府渐失信用。至少在当时的共产党和许多中间派人士看来，它太过独裁又太过腐败了。由此可以了解，国家要想迅速发展，仅仅要求国民爱国是不够的，政府的廉洁自律、民主公正，真正造福于民，取信于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是要培养国民素质。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国民素质有直接的关系。中日战争，两军对抗，通常一个日本兵可以顶七八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个日本步兵大队可以对抗国民党军一个上万人的陆军师，并不全是武器先进的问题，也与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有关。日本国民的素质当时为什么会一般远高于中国国民的素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历届政府对国民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影响到日本普通国民的文化程度和对国家民族的认识水平，远高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日本战后，生活水平与当时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相当，可谓穷困已极。然而它仍旧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全免，并且在一些学生回家不便的地方，还免费为学生提供膳食。日本战后迅速崛起，与此也不无关联。与日本相比，我们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甚至还要靠海外和民众捐款来救助失学儿童。几十年来，口口声声最重教育的中国，国家的教育投入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例，始终排在世界倒数几位。即使是免费提供义务教育的状况，还赶不上世界最贫困的一些非洲国家。而国人为此痛苦、不满、呼吁、恳求，多少年来竟毫无作用，实在令人慨叹不已。如此下去，就是再过60年，中国也还是比不过日本。这并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