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终结与中国道路的启示

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

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在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自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