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终结与中国道路的启示（2）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