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奋改革创新精神 主动适应新常态

一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我们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形成的是“新常态”,给予了我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机遇期。

如果我们对新常态从发展角度研究，新常态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高速的速度应可持续，否则就不能成为新常态。二是保持中高速的目的是为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留出空间，从而实现发展的其他方面目标。这意味着新常态不只是速度状态，中高速的新常态不是孤立的，需要其他方面的新常态来支撑。新常态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新常态是一种新境界、新趋势、新方向，不是一种自然、必然的状态，如果不去努力，不解决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么，好的新常态就难以实现。我们必须积极有为，才能稳中求进、稳中有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显然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因此，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改革开放和大胆创新是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大胆开拓创新。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把创新作为形成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这就要不遗余力改革创新，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动力。历史地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创新来实现赶超和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若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创新。纵观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转型是突破边际生产递减的唯一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技术创新进程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已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

通常，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他们的资源含量、经济和区位状况、战略和策略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约瑟夫·熊彼特就曾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不单指单个新构思、新设想或实验品，它也并非某种科技行为，而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把发明创造的科技成果引入实际生产，并产生出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创新要遵循投入与产出规律，并已获得利润最大化目的。创新它包括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概念，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创新至少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创新资源，比如人才、信息，知识、经费等；二是创新主体，比如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三是创新机制，比如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机制等；四是创新环境，比如创新政策、法律法规、企业氛围、科技设施等。

二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突破思想藩篱，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经过36年的快速发展，在规模上虽然很大，但产业空间变得相对狭小，我国经济依赖要素推动增长的模式已走到极限，正是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生产要素、产品设计、技术和制度等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创新不能发展的阶段。因此，必须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新常态下，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当前最大的不足是许多领域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创新多为模仿型、渐进型，源头创新、突破型创新还远远不够。表现在：第一，就中国经济的总量来说，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还有十倍的提升空间。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廉价劳动力、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等推动的粗放型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第三，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大量生产要素投入到非生产活动中，投入经济生产的要素很少，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着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