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二)(5)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二)(5)

摘要:本次调查所界定的人口伤亡是指:抗战期间在北京现辖区,因日军军事进攻、飞机轰炸、屠杀虐待所导致的直接伤亡,包括死、伤、失踪,以及在战争环境中因战争而造成的间接伤亡,包括伤残和病故的被俘捕者、灾民和劳工。

根据上面统计,日军在北京制造惨案130次,造成北京地区伤亡及失踪总人数为13281人,其中,确定死亡7374人,确定受伤1133人,不确定伤亡40人,失踪418人,不明4316人。在这些惨案中,日军对平民杀害的手段有百种之多,主要列举如下:

炸死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依靠空军优势,对中国军队及平民百姓进行了轰炸。例如1933年,日机对密云中国军队和城镇平民进行轰炸。“(1933年)4月16日至18日,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密云石匣和县城。4月16日上午8时,随着防空警报声响,日军飞机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各来九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机群是三架编为一队,呈人字形,每九架编成一个三角的队形,先后侵入密云上空。开始轰炸时还保持原编队飞行,施行水平投弹,后队形又分散变为俯冲投弹轰炸。目标先是对准城内高大建筑物及商业区、居民区,后又对准城内运输车辆、行人及商贩。日军飞机在密云县城上空盘旋轮番轰炸。全城内阵阵爆炸声和人喊马叫声交织在一起。日机在县城内炸了整整一个钟头,到9时才离去。炮弹把县城炸得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炸死、烧死百姓250多人。当时一街一位杨姓妇女生小孩,躲在城墙防空洞内,虽未被炸死,但得了惊吓,造成终身病患。被炸致残的老百姓数以百计,他们无钱医治,终身处在病痛折磨之中。”[④]这是抗日战争中,北京遭受日机轰炸平民死亡最多的一次惨案。此外,日军还多次轰炸过北京郊区的通州、房山、平谷等地村庄,炸死数百名无辜平民。 

枪杀 

日军面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制造了数十起集体屠杀惨案。1937年9月17日,日军进入房山二站村,村民及附近逃难的百姓纷纷跑到村中法国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堂躲避。日军闯入教堂后,把110多名青壮年分三批带到村外,列队排枪射杀,未死者又用战刀砍死。之后又返回教堂强暴妇女,法国神父提出抗议,也惨遭枪杀,其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⑤]。 

焚烧致死 

1942年12月12日,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包围了门头沟的王家山村,将未来得及转移的全村老少50多人关进一座房子里,逼问八路军的下落,人们不说。日伪军就堵住门窗,把稻草往屋里扔,纵火焚烧。除少数人从后窗跳出侥幸逃脱外,42位老弱妇孺被活活烧死,其中有些遇难妇女已怀有身孕[⑥]。王家山惨案震惊了整个平西,这个村庄从此消失。日军在北京郊区制造的惨案中,烧死或先杀后烧等惨案还有孟思郎峪惨案、鱼子山惨案、贤王庄惨案等多起。 

狼狗咬死 

1938年,日军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内建立驯养狼狗的基地,驻守日军头目名叫加藤,因此该队也称“加藤部队”。当年被迫在该处当厨工的马振山老人回忆:日军将狼狗训练成为吃人工具,他们拿中国人当靶子,不知咬死多少中国人。1939年夏,日军不知从何处拉了18个人,由加藤亲自押到铁路工厂31号院的游泳池,把他们杀害,日本兵还拍了杀人场面的电影[⑦]。1989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在扩建厂房时,在此处挖出大量人骨,经考证,均为当年被日军狼狗咬死的中国军民遗骨。遗骨现保存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拷打致死 

侵华日军还派出宪兵、警察、特务,对有抗日言行或倾向的百姓进行监视和迫害。 

1941年3月17日,北京东珠市口外城日本宪兵队分遣队曹长吉田率人将东四西猪市大街34号猪店的赵召臣、赵惠、赵恕、赵化愚祖孙四人逮捕,解往珠市口外城宪兵队,施以火灼身、灌凉水、木棍毒打等酷刑。后又将赵召臣判处扰乱金融罪,缓刑三年,11月26日,赵召臣悲愤交加,气绝身亡[⑧]。 

1941年10月4日夜间,伪蒙疆骑兵三大队、特务队和伪警察800多人包围延庆西羊坊村,烧毁全村房屋,抓走24人押解到康庄,又带至延庆监狱严刑拷打,9天后于10月13日将22人杀害。两名小孩侥幸生还[⑨]。 

刺刀挑死 

1942年10月1日,日军200余人包围了密云东庄禾村,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场院内,逼问有无抗日人员,群众拒不回答,日军遂将其中14名男青年用刺刀挑死[⑩]。 

其他屠杀手段 

1937年9月15日,在房山定府辛庄村,侵华日军把抓来的百姓集中起来,男女分别排成两行,对面跪着,两名日军手拿敲鼓的锤子,从两行人中间走过,使足劲猛敲男人的头部,让女人瞧着,被敲的人从头上往脖子里流血,有的当场死亡,有的血尽而亡,未亡者终生噩梦[11]。 

1942年12月20日,日、伪军到平谷北寨桃园“扫荡”。李如奎、李如宽、李如祥三兄弟跑到山上隐蔽,其母亲、妯娌、妹妹、孩子在内的10个家人及丁家娘仨藏到磨盘沟的一个石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枪向洞内扫射。12人当即被残杀,李如奎的小女儿未被打死,日军把幼儿从母亲身下拽出,先用枪托砸断她的胳膊,然后活活摔死在磨盘石上。在此劫难中,北寨村共有63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下[12]。 

1942年9月20日下午,日军守备队队长内田带伪军包围平谷安固村,逮捕村民何成贵、仇守义、张振生、贾瑞付、张连锁。张连锁是个年仅19岁的腿部残疾青年,内田让伪军把张连锁的右腿捆在树上,另一条腿拴上大绳;然后强令伪军拉大绳,将张的左腿拉掉;随后又向张的头部开枪,将其打死。其余4人也被日军枪杀。1943年12月22日,日、伪军把该村男女200人赶到老爷庙,用刺刀逼着人们把衣服脱光,不脱的人就用刺刀挑。日军命警备队往人们身上泼水长达8小时之久。正值寒冬季节,两人当场被冻死,50多人冻昏[13]。

性暴力致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实施了一项旨在为其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罪恶制度——“慰安妇”制度。在城市,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慰安所”的设置。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立即下令重新开放妓院,设置特别“慰安所”接待日军。经调查,在西城区境内就有三处,即六部口“人民俱乐部”、宣内大街的“皇军俱乐部”、“西单俱乐部”。战犯中村三郎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道:“1944年3月29日,(午后8时)北京西单牌路(楼),在军部慰安所(西单俱乐部)奸淫过中国慰安妇女。”[14]“慰安所”是女性的魔窟,在这里她们忍受着日军的恣意蹂躏和践踏,成为日军发泄的工具,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 

在北京郊区,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几乎发生在每一次“扫荡”中。1940年3月,房山金鸡台村一名妇女,遭30多日本兵轮奸后,又被拉着双腿,劈成两半,惨死在日军手下[15]。1944年1月6日,平谷县城、黄松峪、胡庄等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包围黑豆峪村,青年妇女被日军关在一起。日军将一个年轻媳妇和一个姑娘剥光衣服,捆在大板凳上,当众轮奸。其中一人饮恨自尽[16]。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是日军部队经常的行为。 

集中营战俘遭折磨致死 

西苑集中营设在北京颐和园东北,直辖于日本华北方面军1417宪兵司令部。此集中营又称为甦生队,是华北最大的战俘集中营。1940年以前,主要关押国民党军队战俘;自1941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日军逐渐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西苑集中营关押的主要是八路军的被俘人员、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工作人员。集中营经常关押人数达9000余人。该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每天都有几十人病饿死亡。日军将关押俘虏中身体好的送到黑龙江北黑河、辽宁弓长岭铁矿及日本做劳工。该集中营前后关押了26000人,抗战胜利时仅剩2400人[17],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无法统计。 

责任编辑:覃磊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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