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二）（6）

病毒致死 

北京沦陷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天坛公园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筹建了侵华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部队定员1500人。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等，是继侵华日军731部队之后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据了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有7幢病房、70多间小动物室及192平米的地下冷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第一、三课又分别占领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 

为试验霍乱细菌的威力，日军1855部队于1943年夏，在北京地区进行撒布霍乱菌试验，致使霍乱疫情在市内外迅速发生、蔓延。据北平市外区特别防疫事务局资料统计[18]，9月1日至18日，仅在北平市外区（含外一、外二、外三、外四、外五区），经便检确诊的霍乱患者就达123人。据《民国卅二年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统计，六七月份，全市仅有3例霍乱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8月份全市发现霍乱病例52例，其中45人死亡；9月份全市病例激增，共发现843例，其中633人死亡；10月上、中旬，全市激增病例1238例，其中1194人死亡；10月22日之后没有出现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截至10月底疫情基本结束，全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19]。 

事后，日军诡称霍乱系自然发生，对华北交通线和北京地区的旅客及小件行李实行限制，在城门、车站、旅店、街头等地设立卫生站，强迫过往行人和居民注射疫苗，以掩盖其残暴罪行。据日本人长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区发生的霍乱疫情，可以肯定是日军的谋略所致。其根据是：此前的7月，西村防疫给水部及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的数名军医，对约230名卫生下士官候选者进行了约两个星期的霍乱、伤寒、赤痢菌的检索教育；8月上旬，西村军医大佐又命令约200名卫生下士官候补者与西村防疫给水部及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的病理实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等约50人，在北平市内对中国人进行霍乱菌检查，将霍乱病人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也不予治疗，就这样屠杀了300名和平人民。”[20] 

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主任王显星先生与马家润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地区1932年到1933年首次流行霍乱，40年代后大量出现霍乱病例，以1943年范围最广、受害者多。而此前20年都没有这样的病案记录。两位先生认为，这与日军的细菌战活动有关。1855部队的松桥堡曾企图销毁医院的病历档案，在王显星先生的全力交涉下才保存下来[21]。 

日军还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细菌试验。据与伊藤影明同期入伍、在1855部队第三课负责饲养老鼠的日本老兵H氏回忆：“1944年一过夏天，从丰台俘虏收容所往第三课押运俘虏（当时他担任警戒），一连押运3天。第一天押运6人，第二天押运5人，第三天押运6人。戴着手铐的俘虏一到第三课，就被投进了装修成监狱的房间里。俘虏有所警觉，拒绝饮食。从本部前来的军医给这些俘虏注射了细菌，而后对俘虏的身体变化进行了调查。注射后没过一天，这些俘虏就全死了。而后又把俘虏尸体运到第一课进行解剖。”[22] 

日本战败后，原第三课进行了三天三夜销毁证据的活动。在其本部天坛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焚烧老鼠、跳蚤的活动，使得其罪恶长期掩盖。1995年，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原1855部队一些官兵认识到过去的罪恶，纷纷揭露了该部队研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原卫生兵伊藤影明等人来到中国，在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

苦役致死 

人力是进行生产和战争的重要资源，日军在北京强征大量劳工为其服务。在北京强征的劳工部分被送到中国东北、内蒙及日本本土。劳工从事各种军事或民用工程的建设，劳役繁重。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大量被掳到日本的北京劳工，失去人身自由，没有工酬，基本是完全强制的奴隶。恶劣的环境和生活、非人的劳役使这些劳工大量死亡。 

挖封锁沟是日军强迫劳工的主要劳役之一。以延庆、昌平为例，1943年春季，侵华日军对平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固边政策”、“联合讨伐”进攻。为切断昌延抗日根据地南北两地区的联系，日军计划修筑一条封锁沟。封锁沟西起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岔道城，东至妫川端头的永宁城。全长40公里，沟宽8.3米，深2.9米，每隔1公里建1个炮楼。3月，日军从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张家口、张北等地用火车运来6000多名劳工修筑该封锁沟。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月死伤200余人。因生活条件差，春夏时节瘟疫流行，劳工生病得不到治疗，死亡人数俱增。日军将数百名得病的劳工关入地窖，一些民工饿死、病死其中。日军还将未死的劳工从岔道西北城墙上推入一个长宽20余平方米、深10余米的大坑，架上干草木柴，浇上汽油、煤油，纵火焚烧。先后有七八百名民工被烧死在“活人坑”内。1965年，延庆县民政局在此地进行挖掘，共发掘尸骨七八百具，后在此建成岔道“活人坑”纪念亭[23]。 

1942年六七月间，伪昌平知事纪肇斌曾向伪华北政权报告劳工惨状：“今春亢旱，迄今未沾透雨，田苗干枯，麦秋无望。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山乡百姓每日一餐不饱，民生恐慌已达极巅。本县正苦于无法救济中，复自5月27日起实施挖掘‘惠民壕’，限于6月末日报竣。计35日间之工程，每日得征用民夫15000人，每人每日需小米一升，计日需用150石。35日共需小米5250石。案关防共，‘惠民壕’要政军令所在，未容稍缓。本县时下对于一般民食尚不遑救济，况此大批工人更不能枵腹从工，兼以工期迫近，不容稍缓，不得已乃于5月27日依限兴工。但现在所征民夫均自备食物，其中最苦者闻有掺杂树叶、树皮为粥食。而努力于旷野荒郊炎热天气下建设防共壁垒，勤劳精神殊堪嘉许。然沙土弥漫鸠形垢面亟溺之状，令人悯恻。”“兹据各区纷纷来署请愿，万余工人嗷嗷待哺，千钧一发势在燃眉。”[24]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劳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困境。 

西苑集中营不仅是关押、迫害被俘人员的场所，而且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输送战俘劳工的重要转运站。战争初期，被俘人员或在集中营所在地做苦工，或被押送到东北、华北的矿山、工厂当劳工，即使是12岁至16岁的少年也未能幸免。伪满政权把劳工分类，平民称为“普通工人”，战俘称为“特殊工人”；日本统治者把押送日本的劳工分类，平民称为“行政供出”，战俘称为“训练生”。从西苑集中营输送的都是“特殊工人”和“训练生”。 

据北平市警察局1946年11月统计：沦陷期间，北平原辖区内共计掠夺劳工3727名，劳工损失46523.8万元法币[25]。据不完全统计，平谷等五个远郊区县抗战期间被掠夺劳工约35283人，拉工要夫321万人次[26]。此外，据沦陷时期伪北平特别市警察局、社会局及筹募劳工委员会等机构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相关文件记载，强制20382名劳工从事修筑机场、工事以及煤矿、制铁厂等重体力劳动[27]。以上几项有迹可寻的被掠夺劳工数目就达59392名。另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调查，1942年第13期《北支经济统计季报》所载《入满劳工证明书发放地别表》，仅1940年，北平发放进入东北的劳工证明达67228张[28]。因此，北京地区被强制的劳工人数恐怕远远超过上述统计。

  冻饿而死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枪炮下的死亡，还有因日军烧毁房屋、抢夺粮食等暴行导致的饥饿、疾病而死亡。如1941年11月21日，驻密云县日军柿本贯一带领300多日伪军烧毁高庄子、西白莲屿村等村民房194间，正值北方的寒冬，因此冻饿而死的百姓不下200余名[29]。1942年秋后，日军丰台采购队到辛庄强行搜罗粮食，把村中的粮食劫掠一空，全村百余户有14户全家逃荒到口外（张家口），7户在外遭难，死于他乡的16人。阎德山、刘启旺、柴二栓等15户人家饿死45人；董良、宋二、郭中才、叶德海等11户人家饿死21人。到翌年夏，全村共饿死82人[30]。1942年，在日伪强行“集家并村”的密云地区，每个“部落”最少也有70人到80人死亡。密云白庙子“部落”仅有400余人，一年中就死了160余人[31]。 

   迫害爱国师生致死致伤 

日军占领北京后，旋即占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等高等学府。在沦陷时期，各校教师失业，学生失学。日军还制造了数起迫害爱国大学教授的案件。 

七七事变前后，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投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四年间，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由陆志韦、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师请吃饭，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预祝一路平安，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一律被查封，随后，或停、或并或被伪教育局接收。日军将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10余名教职员逮捕，关押在北京炮局日本宪兵监狱。敌人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为其服务。陆志韦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被关押一年半。在监狱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陆志韦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32]。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等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1日，辅大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师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导致辅仁大学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33] 

北京沦陷后，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并患高血压未能随校南迁，被北大指定为留平保护校产的四教授之一。在日军占领期间，他拒绝出山为日伪效劳。1945年4月抑郁而终。 

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