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第三，“民惟邦本、治国为民”的民本思想。

“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其肯定了占社会多数的“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强调统治者的治理实践要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在经济上惠民富民、在政治上保民安民、在文化上教民化民；如果统治者残暴虐民，将会有“天谴”或“革命”的出现。“民本”思想自古以降一脉相承，《尚书》有“民惟邦本”之训，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论，荀卿有“民水君舟”之喻，黄梨洲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议。在历史上，“民本”不仅是思想家的理想信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一些执政者的施政方针，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产生了诸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善政典范。尽管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民本主义思想家并未否定君主制度，但民本思想在限制君权、伸张民意、维持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以民为本”的原则内在地包含了“通民情、达民隐、申民意”的政治诉求，这就必然要求执政者要与社会大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商活动。这种协商实践的实现方式与历史环境相联系，在君主开明的情况下，统治集团能够比较广泛地体察民情、听取谏议，使民意得以比较顺畅的表达和实现；而在君主昏庸横暴之时，则会发生激进的政治抗议，如言官诤谏、清流集会、公车上书等。这些抗议活动都本着“为民请命”的宗旨，民本思想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和实践动力。

第四，“导民使言、兼听纳谏”的协商实践。

通过历史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古人自殷周以来就开展着“议政”，并且将这种活动固定化为一套政治制度，进而使参与协商上升为政治参与者的一种伦理义务和人格精神。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家就总结出了“谋及庶人”（《尚书·洪范》）、“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的政治经验；《尚书·周官》中提到“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对于“议政”在统治中的重要意义已有明确的认识；西周时召公谏厉王止谤时论述了“导民使言”的治国方略，他谈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召公将被压抑的民意比作决堤的河水，因此必须打通渠道引导民意合理地表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概括而言，中国古代的“议政”活动形式多样，既包括在政权体制内的君对民的“咨询”、君臣之间“朝议”、言官“谏议”等形式，也包括在政权体制外的士人“清议”、基层“乡议”等形式。古人的议政活动既包括考察民风、收集民意的调研过程，也包括面折廷诤、上书封事的讨论过程，在极端的条件下还表现为清流抗议、言官死谏的政治运动，这些实践都具有一定意义上政治协商的特征。在思想家所设计的君臣关系中，臣僚必须履行自己的“言责”，即“匡正君非，谏诤得失”，对君主提出建议、规劝乃至批评的义务；而君主也必须符合“兼听明辨”的君德要求，只有做到集思广益、虚怀纳谏的君主才能称得上“明君”，否则将会远播恶名于后世，甚至丧国亡身。在政权体制之外，广大知识分子也有议政的实践活动，他们聚集于学校、书院、讲会、党社等，针砭时弊、反抗暴政，形成了“清议”，这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甚至能够发动群众性运动直接干预政治。在传统社会最基层的“乡”一级，公共事务主要依靠宗族和乡绅的自治，“乡族自治”的主要形式是在宗族之内或乡绅之间进行协商讨论，这就是“乡议”，其主要功能是决定基层事务、调解社会矛盾、普及伦理教化、推举后备官吏等，这种乡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政治协商活动对于参与者都是一项道德义务，体现出儒家文化“尚德”特征的巨大影响，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在协商过程发挥着指导和制约作用，在理想层面指向圣贤人格的成就与仁政治世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精神旨趣、价值取向、思想特征和制度实践诸方面造就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政治协商传统。在现时代，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在更高的层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进行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式民主道路的深厚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