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下一程：为城市“加密” （3）

农村也有合理提升密度的课题。经济结构变化了，务农人口减少了，加上交通、通讯的改善，为相机改变传统农村极度分散的生产、居住模式，创造着条件。2003年前后，上海郊区率先提出的“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居向集镇集中、农田向务农能手集中），后来在成都、长沙、江苏多地推广并发扬光大。都江堰有个茶坪村，我们多次到访那里，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在2008年地震中垮塌，灾后重建，特别注意走紧凑村庄之路，把很多散居在山梁上、生活生产极不便利的人家迁到山下，通过结余土地指标筹资的办法，兴建起一个有旅游、度假价值的都市近郊山村，本地村民更为易居，还吸引不少成都的老人家到那里度夏。城乡两利，何乐不为？

要明白，我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单纯服务于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都断然难以为继。城市化下一程非转不可，向哪里转，值得城市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建设主体思考。如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不是拿来喊喊的口号，那么如何落地，向那个方向继续，要有明确的答案。

比较现实的选项，是在已撑开的城市骨架范畴之内，将城市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转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譬如各地修建了不少大剧院，要问一问有没有演出，有多高频率的演出，以及什么品味的演出？巴塞罗那不过200万人口，却拥有享誉国际的加泰罗尼亚国立歌剧院，是一百几十年前修的，有1000个座位，迄今为止每年演出300多场。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音乐剧，更是让这两大全球级城市具有持久魅力之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比之下，近年我国建成的大型歌剧院不少，设施的硬件条件可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擂台，挑战是节目组织得怎么样。好苗头当然也有，像天津大剧院音乐厅，慧眼识英雄，把北大国发院的一位毕业生选去领衔打理，两年半时间办成800场演出，俨然已成中国的一座音乐重镇。

这说明，城市发育的设施硬件等“骨架”一旦撑开之后，关键就转到有没有一批“城市事业家”能组织更积极活跃的城市生活。城市是人的城市，以便利人的活动为上，以人气为王。上一程我国的城镇化，似乎比赛的是谁家征地多，谁家新区远、马路宽，谁家的建筑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到了换赛季，要比一比新本领，赛一赛哪个城市、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建筑群的人气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经济文化活动的品质更好，让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易业又易居。

在这个过程中，体制机制值得重视，因为体制机制约束着人的行为。约束不当，行为的结果就常常事与愿违。城市化下一程以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为中心，特别需要一批“城市事业家”，他们可能是市长、企业家、艺术家或普通市民，但共同的职能，就是把大量投资修建成的城市设施充分用起来，组织更加活力四射、更高质量、也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经济文化活动，以此发育城市文明，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