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扩：当前经济形势及下一步政策取向（4）

如何才能较好地实现这二者的平衡？就是要在坚持不采取大规模的、简单的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坚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用力，尽可能多地采取那些既有利于扩大需求，又有利于改善供给和惠及民生的政策。这就是克强总理说的打造“双引擎”。我觉得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能够惠民生、调结构的投资需求。实际上，现阶段我国仍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只要把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把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还别说全国的，就是把我们现在处在整个斜线的地震带上的农房，按照最基本的抗震标准做一个改变，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使广大农村具备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设施等改变需要多大的投资？我们要使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得到基本的控制又需要多大的投资？这些方面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差距也非常大。问题在于，与前一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所以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的空间，从需求方面形成增长的新动力，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来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大家注意到，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加了一句话，2014年强调“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2015年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都是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力度。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再增加一些政府这方面的支出是需要的。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一些生产能力，包括一些钢铁、建材，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很需要的，你想想，要改造地下管网、农村基础设施、农房，其实就需要像水泥这些东西，不需要太高级的东西。所以扩大这样一些投资，有利于保护我们现有的，在我们这个阶段本不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已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有优势发挥创造新的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把二者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另外，随着我们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服务也存在巨大的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我们国家确实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方面虽然这两年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改善创新环境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总之，在新常态之下，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在当前“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