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与“厚风俗”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日知录》卷八“法制”）“正人心”和“厚风俗”乃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对先秦法家功利主义、威慑主义法制观的批判，自汉代贾谊《过秦论》开始，一直到近代章太炎《检论》，可谓史不绝书。至少从汉代以后，中国法律的精神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转而注重法律的道德内涵，在更宽阔的眼界下审视“法”。而到汉代之后，法律逐渐与道德相结合，所谓“引礼入法”，“法律儒家化”，即指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人的眼中，缺乏“礼”内涵的“法”绝非良法，至少不堪为治世之具。即便是和“礼”相对，更多表现为“刑”的法，古人也要求其能够照顾到人类的情感与伦理。所以清人纪晓岚以“唐律一准乎礼”（《四库全书提要》）作为对其最高的褒奖之词。中国传统法律阐扬其“正人心”与“厚风俗”的价值可从传统法律的“形”“意”与“行”三点来探究。

传统法律之形——法典的立法倾向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我们仅从法典的形式上来看，即可明了其价值取向。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篇目分成十二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而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篇目，更是彰显此点，其律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在法典中，即便“刑律”一篇的条款为诸律之冠（如《大明律》共460条款，而“刑律”一篇就占了170条），也难说统治者立法精神“以刑为主”。许多涉及行政管理和刑事处罚的条款，其实更多呈现的是立法者的“养民”之道。何况如果再算上其他的法律形式，如敕、令、格、式、例、则例、“宝训”等，则“刑”更是作为一种“教化之辅”而存在。康熙皇帝一语可明了此种观念：“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康熙《御制文集》卷18，《礼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