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万隆会议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当时，冷战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严重撕裂，但人类社会毕竟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除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而外，还有新兴民族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这些国家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千差万别，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五花八门，对新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更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些国家，不仅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持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确定两个参会目标：作为最高纲领，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最低纲领则是争取发表公约性质的会议公报，以体现会议共同成果。为此，中国代表团确定的具体方针主要是：多提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支持大多数与会国但不强求其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的攻击诬蔑要申明立场但不为所动；不提出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避免会议陷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
会议期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斗非常激烈。有人当面指责中国，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号召联美反共。对此，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国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存异的。我们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它不应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协议，与会各方应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针对个别代表团对新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周恩来特别指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中国愿意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中国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中国绝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等等。中国代表团同未建交国代表也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沟通，为中国日后拓展外交资源、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形成反霸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隆会议的历史价值和示范作用不仅值得中国外交引为鉴借，而且将永载国际关系史册。
从万隆会议到现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版图几经更改。不过，无论世界形势怎样变化，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没有改变，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没有改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仍有必要深入发掘万隆会议的宝贵遗产，进一步宏扬光大万隆会议精神。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持续走强，国际地位急速上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举世瞩目，肩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连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企盼与期望一道，与日俱增。在新时期的外交活动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大力倡导新安全观、新秩序观和新利益观，全面实施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新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反响。
由此可见，万隆会议原则、万隆会议精神以及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外交本领和风范，依然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合作与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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