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 （2）

1978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与重要依据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先后颁布了1954年、1975年和1978年三部宪法。其中，1954年宪法确立并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奠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和法理基础。1975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法理缺陷和局限性严重。1978年宪法则由于自身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来说，尽管才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1978年3月5日通过不久，但在许多方面已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推进，不适应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此，党中央建议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修改工作。

1978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仅充分体现在宪法修改工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需要将四项基本原则适宜地写入宪法之中。

在要不要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问题上，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由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和地位决定，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应是这种适当的法律形式。据彭真在具体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中讲，1981年7月，邓小平让他抓宪法修改工作，就宪法内容明确了四点，首要的就是“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10月27日，彭真召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开会，谈到要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问题时，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根本理由。他说，20世纪至少有四件大事，即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废除，社会主义的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其中，后三件大事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取得的。在宪法中要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不能含糊。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12月19日，彭真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送党中央，其中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最根本的问题。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在1978年宪法修改之前和这一过程中，那些科学论述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的1978年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统一了全党意志。实行改革开放，首先需要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具体工作上进行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四项基本原则本来面貌的过程。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9月4日，邓小平在同有关领导同志谈如何修改讲话稿时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新中国成立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稿。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基本估计，认为30年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因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不久，以这个讲话为雏形，党中央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完成起草工作，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完成拨乱反正。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议指出，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这一历史决议以党的文献的形式，成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二，党的十二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实现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新局面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规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党的十二大通过新的党章，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