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怨恨情绪——国家治理中的情绪管理

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情绪社会”的特征。在人类丰富的情绪体验中，积极情绪具有使人们感觉良好、提升主观生命体验、拓宽思维模式以及培育人们的身体、智力与社会资源的潜能，长期的积极情绪体验还有助于应付和减缓消极情绪状态，并在个人和社会意义上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消极情绪却更为人们所关注。在诸如愤怒、嫉妒、焦虑和怨恨等较为常见和容易识别的社会情绪中，怨恨是较为流行并得到较多关注的一种消极社会情绪。关注社会情绪，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绪氛围中捕捉有价值的政治资源，也日益成为关乎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

一、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怨恨的时代

怨恨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绪幽灵盘桓于世界各个角落。近年来，无论是发达世界还是发展中世界，在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中，如北非“茉莉花”革命，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骚乱和排外事件等，都可以发现怨恨的魅影。随着冷战的结束，怨恨情绪在种族（民族）冲突中也找到了有效的甚至是充满正当性的表达途径。在现代社会，怨恨为各式各样的群体事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心理动力，又裹挟着势不可当、难以驯服的民粹主义而成为因不平等而引发社会冲突的常见催化剂。很大程度上，怨恨日益被视为创造认同、道德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的一种重要力量。与怨恨相关的话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在中国，怨恨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比较常见但却没有受到关注的一种社会情绪。在新国家构建时期，由平等意识所动员起来的怨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进行社会动员进而实现有效社会整合，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政治不平等所导致的怨恨的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怨恨情绪的积聚，则主要源于各种新形式的社会冲突，而此前怨恨情绪的残存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社会的公共情绪氛围。仇富心理、嫉妒心理较为广泛的存在和流行，不仅使中国社会道德与伦理资源窘迫的状况雪上加霜，更成为促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难以解释的非利益相关性群体事件）的情绪基础。近年来，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仇富、仇官等诸多类似现象，使得怨恨情绪成为引发高度社会关注的一种情绪类型，并使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同时也处在一个“怨恨的时代”。

怨恨还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情绪表达。譬如，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实施的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不同政策，使得阿拉伯地区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怨恨情绪，并使中东与西方国家之间有关世界的认识鸿沟始终难以弥合，更引发了这一地区长期的抗议浪潮。在由亨廷顿所预见的不同文明的冲突中，同样可以发现怨恨情绪的影响。

怨恨本来主要是一种个体情绪体验，但在社会化场景中的表现和结果却往往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由怨恨情绪所推动的行为常常是群体性的。相对于爱和同情等积极情绪，怨恨情绪更容易使本来毫不相关的个体联系起来，使得即使是最异质的成分也能迅速凝聚为“同仇敌忾”的群体。在现代社会，怨恨日益表现为一种群体情绪或通过群体性行动得以表达，而群众运动所具有的疗伤奇效也在通过将个体融入群体中，进而将失意的个体从深切的无能感中拯救出来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怨恨作为人类的一种劣质情绪，已经弥漫于各类人群中。将怨恨看作是仅存在于劣势（弱势）人群的一种情绪的观点，如果不是已经过时的话，也绝对不准确了。在美国政治中，即使是在民权运动之后的美国政治中，如何利用多数人对少数族裔下层民众的怨恨赢得选举早已成为选举的重要策略。共和党竞选团队尤其擅长运用这一策略。“政治的全部秘诀就是知道谁恨谁。”（The whole secret of politics is knowing who hates who.）民权运动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美国政治中白人针对少数族裔的怨恨一直存在，这种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常常通过反对议题广泛的种族政策表现出来。近期相关研究发现，在自由派中间，种族怨恨反映了种族偏见的政治影响，而保守派中间的种族怨恨则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客观地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怨恨情绪也绝不仅仅存在于弱势群体，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弥散的负面情感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恨意和敌意。

现代世界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尽管这种认知不一定真实——虽有客观依据和基础（如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的相关评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们主观感知的结果，但是其结果则是建立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不断累积的怨恨情绪。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将怨恨看作人类执着于自尊的一种方式，认为怨恨的时刻也是人道处于最低点的时刻。当现代社会淹没于怨恨情绪时，人类似乎也正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那种高尚而有道德的生活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