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怨恨情绪——国家治理中的情绪管理（3）

三、怨恨情绪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

尽管消极情绪并非总是带来消极后果，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仍是常见的有关情绪类型的一种笼统分类。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自然选择只是在包含危险或机会的情形下塑造情绪。从情绪的不同类型看，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多，是因为危险的种类比机会的种类多。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一个极易催生各种消极情绪的现实背景。因此，现代社会也必将是一个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包括社会怨恨）并与之长期共存的社会。

在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怨恨是不同于焦虑、恐惧、愤怒等其他消极情绪的一种情绪类型，但事实上，怨恨似乎涵盖了上述所有这些消极情绪的几乎所有成分，又具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厌恶道德、排斥社会共有价值的危险倾向。在这种意义上，关注和有效应对社会怨恨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诸多复杂消极社会情绪的有效管理。

因此，学会与情绪共处，从消极情绪中发现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是现代社会政府管理乃至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情绪，怨恨具有普遍意义上情绪所共有的一般性特征。它首先是一个感情性反应的过程，是对于事物、人或情境的生理和认知层面的短暂的适应性反应。与其短暂和具体的一般特征相比，情绪体验的互动特征与关系特征是情绪社会性的重要表征。情绪持续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可以在即时性的社会互动中发挥促进并保持适应性机能的作用，促进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引发人际情感共鸣（包括移情），从而使某种关系状态得以维系。具体而言，怨恨情绪虽然不能产生愉悦感，却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即时性的社会互动实现个体或群体的社会适应。这是怨恨情绪极为重要的适应价值，对个体和群体而言都极为重要。

情绪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有价值信息的重要源泉，也是启动政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社会怨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重要的精神现象，是特定社会与政治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投射，其中蕴含着不容忽视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因而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关注和审视包括怨恨情绪在内的复杂社会情绪，有助于发现尚未被充分关注与认识的社会问题，理解芜杂的社会现象，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进而有助于拓展政治审议空间，探索和发现社会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

情绪不是理性，但作为人性中不可否认和难以回避的部分，是理性运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并可以使理性发挥作用。民主政治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平静的协商空间，它同时也还一定是一个感性的空间。政治协商过程中的情绪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新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将情绪驱逐出公共生活领域将使政治失去变革的重要源泉。在这种意义上，情绪沟通与情绪唤醒是政治的命脉。在政治协商中，回应了人们情绪需要的协商结果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有助于促使人们产生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的责任感。同时，由情绪和情感参与而获得的理解，有助于使政治沟通过程成为一个培育公民同理心和互惠观念的过程，更在和谐的情感沟通中形成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的共同的情感和道德关切。情绪的沟通价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对怨恨这一社会流行情绪的及时了解和把握，有助于使公共权威对社会公众可能的反应和行为有所预期，并据此发现和创造适当的管理和沟通渠道，不断改善政治沟通效果，实现有效社会干预。

政治心理学被许多人认为用科学的衣裳装扮起来，却试图隐藏其社会责任的那一面。发现和善用情绪的积极价值，正是在政治心理学与其社会责任之间所开辟的一个重要通道。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情绪，怨恨既是社会结构及其诸多影响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后果，另一方面也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氛围、社会运动、政治认同以及正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曾运用怨恨情绪解释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图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政治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怨恨情绪的分析，也非常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怨恨情绪的重要影响。战后希腊小资产阶级在获得明显的经济成功的同时，在独裁统治下却不能取得政治上的认可，使他们不仅无法成为他们自认为是其中组成部分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这种长期的创痛体验使得怨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种重要情绪，并在后权威时期为希腊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希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怨恨情绪逐渐被其他情绪所替代，最终促进了集体认同以及政治制度与民主进程的巩固。因此，发现和运用社会怨恨情绪的积极价值，不仅非常重要，一些国家的历史经历已证明了其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