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话语解释自己和世界

以中国话语解释自己和世界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00年前。当时一些学人思哲,面对西方强势物质文明,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他们从思想文化上找原因,认为要实现“救国救民”,就要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等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观念,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新文化运动”并非那个时期唯一的文化思潮。事实上,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故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等诸思想文化流派,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了解之同情”或“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做法,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他们试图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亦即试图采用“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的方式,重新赋予中国文化新的生命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思潮都为推动中国人正视西方现代文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新文化运动”断定“中国/西方”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两种思潮皆预设“中劣西优”“中坏西好”的价值性判断,以现在的眼光看,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自由”“民主”等概念,发端于西方文明历史源流,其内涵、外延与西方近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经过反复思辨和扬弃,内容已变得非常复杂多面。而当代一些中国学人将这些复杂多面的概念,简单照搬以套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源自中国自身历史传统的一些话语,如“仁政”“大同”却不加深入思索、阐释和发展,无疑是一种精神懒惰。

中国不少学人仍抱持“启蒙”心态,拜倒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之下,继续沿用“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的老思路,鹦鹉学舌,成为西方文化的“留声机”或“二道贩子”。无论是“启蒙”心态还是“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都无法化解西方文明挑战,也无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相反,只有坚定立足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真正做到“以中解中”,才能以自主、平等心态参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

历史上,中华文明成功化解外来佛教挑战的案例,给“汉话汉说”或“以中解中”提供了宝贵经验。自东汉至宋代近千年时间里,无论是佛教高僧还是儒学大家,多以“格义”方式,即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佛教,最终一方面促使佛教逐步本土化,另一方面催生了融会佛教思想的理学,学界称之为“新儒学运动”。

当然,历史上佛教对中华文明的挑战仅体现在义理和价值层面,而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挑战则除义理和价值层面外,还有政治和制度层面的,特别是其背后还有强势的西方世界作为“后援”。也正因如此,中国学人才更要有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才更要正本清源,做足做好“汉话汉说”和“以中解中”的工作,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中国解释西方”甚至是“以中国解释世界”,最终使中华文明既不失传统特质,同时亦具有普适性内涵和世界性影响。

毫无疑问,“汉话汉说”以及“以中国解释世界”,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过程。但很清楚的是,所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以及中国为人类发展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云云,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国乃至全球都能理解和认同“仁义”“中庸”“仁政”“王道”“天下”“大同”等中国的学术话语或价值观念。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