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财、物、信息全面流动，传统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基于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全面依法治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须。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层利益的多元化，中国的法治建设遇到了一系列深刻的难题。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

法治是一种有序的生活状态

我们现在讲法治，往往侧重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在我看来，法治其实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定规矩少不了国家制定法，这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规矩绝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法，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许多习惯。

各种规矩会随着时代发展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家庭、企业、学校等等，会形成各自的习惯。重要的行业还包括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这些规矩有的可能会形成法律，却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社会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规矩，社会有序，我们就可以大致称之为法治。法治并不等于国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来，这就好比在经济学上常说的，国家要管经济活动，但不能管得过细、过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给生动、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社会有序，才能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去投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与别人进行合作。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行动的。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同居和结婚其实在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同居没有一个法律上的约束，因此不稳定。一张结婚证使得女性对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区别。法律对人与人的合作也很重要，一起投资，一起创业。而且还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约定互不干涉，因此绝交也是一种合作。

广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家庭、社会、职业层面，合作会改善自己和合作者自身，增加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个人的福利。因此，中央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法律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在全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规则，因此，所有社会只要持续的足够长久，长期稳定，比较繁荣，都一定是有规矩的。在特定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法治社会。但中国历史上那种社会有序的状态，古人不称其为法治，而是叫“文治”，与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对。文治的核心就是通过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据全国统一的、尽管比较粗略的文字表达的规则，治理国家，规范王朝的机构和官员的运作，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全国统一的推举、察举和科举，以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区别是显著的。区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当时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现代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场经济。

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法治实践，对平等、自由的关注程度非常不同。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个人发明、私有财产等等，但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例如国家的赋税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户来确定的。问题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懂个人主义，而是按“户”来分配赋税劳务，在社会层面来看更合理，也更为公正。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个男子，只征一个人去当兵，但如果是个人主义，就不知道该谁当兵更合理。

但是，传统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变农耕社会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