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4）

法治社会需要应对的社会心理需求

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越来越重视，比如，对平等的要求。这时候需要通过法治，要求政府以及参与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升学，就医等）的机构和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同样的事同样对待，同样的人同样对待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传媒的发达，会把许多遥远的东西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威胁。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如果发生在30年前，在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较少的时代，威胁就不会那么大。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真切地发生在许多人的眼前，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风险，这就是所谓“世界变小了”的另一个含义。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法律也必须理解和应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趋于不相信陌生人。我们所有人通常都更相信熟人，不太相信陌生人，担心上当或受到歧视。结果这种感觉常常影响我们对周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行为。这类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也很重要，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应对和重塑。

中国社会转型中诸多目标的平衡

确实，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这是基于中国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做出的一个政治性判断，是整个社会转型的要求。全体民众都需要社会更加法治，更加有序。

尽管如此，中国的法治还是会遇到一系列深刻的难题。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有谁反对法治，或缺乏法治意识；而在于法治是中国的重要追求，但并非唯一追求，而在诸多同样珍贵的追求中，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有潜在的冲突。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除了法治之外，还有富强、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等。这些好东西怎样协调，就会是个问题。

比如，改革与法治之间是有潜在矛盾的。法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循规蹈矩，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中国是要发展，要改革创新。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明确、正确的结论的。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的。

比方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不少人进入中产阶级，他们更希望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还有很多人要创业，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对他们来说，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更公平的竞争机会就非常重要。

这里要注意，如果只强调改革、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变化过分急剧，老百姓的稳定预期往往被打破，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幸福。每个社会都会经历改革变动、然后定型的阶段，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我们从九十年代起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地把成功的制度稳定下来。

第二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可能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重要因素。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许多问题是小国想不到的，它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山川地形多样，大国一定要考虑防止分裂的问题；各地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以及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等等。

比方说，中国有很多法官是当地人，有人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若是法官全来自外地，不懂当地老百姓的方言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上海都会遇到，因为有些上海百姓能听懂普通话，但说不了普通话。

中国还有农村问题。城乡差别不是小问题，它包含前面讲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法治的运行。差不多20年前我们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辩制，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各自出示证据，相互质证等等。实际上通常都是请律师出庭辩论。但这个改革在许多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基层没有律师，律师基本不下农村，而农民没什么钱。这种情况下，农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辩？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什么是辩论呢？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这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的解说，否则真还说不清什么是辩论。没有律师，让两位农民“辩论”，他也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语，常常会发誓赌咒，口头禅不时会冒出来，事实上就像是吵架。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再比方说，继承法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力，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儿子和女儿，通常女儿都不继承。首先是女性不赡养父母，二十岁上下就出嫁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顺，也不可能真正赡养父母。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为其准备嫁妆，也就是从家中财产分割了一部分。第三，之前农村的遗产基本都是实物，没有什么现钱，家里的东西不如留给自己的兄弟。因此民间的规则其实很有道理，并非歧视女性。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这就是中国国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关注中国国情是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一致了。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比如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一旦为了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企业原来的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这些难题，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尽管有上述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之上。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现在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其次，政治上的变革非常大。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看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这种认同，开始实行西式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所有的民众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无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科学的话语，我们的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