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3）

民生与法治

市场经济下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要。农耕经济主要是体力劳动，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但现代社会，一点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收入差极为悬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为你聪明智慧，而很可能是一些不很重要的天赋。许多歌唱演员可能就多一点什么特色就成为大明星，少了那一点就不行，收入的差距可以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差别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市场需求。

如果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还可以，那也不一定是多大问题；只是一些地方，或有些人生活非常贫困。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会转型导致的生产技能不再为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今的通讯发达，人们的参照系已经不再是本村的张三李四，而可能是遥远都市中的李四张三。所有这些因素都迫切地要求国家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这类社会差距问题。过去10多年这方面的法治在快速推进。

有人问，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必须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业吗？社会需要慈善，但只能是一个补充。民生必须是制度性的，因为这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要力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尽可能平等获得，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分配。这就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方式来实现。

民生问题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要警惕欧美福利国家的历史教训，因此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但即便会出问题，也一定要往前走，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必须用制度规范。因为这关系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让老百姓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能享有这种福利，其他国家的人待在中国就享受不到，这其实也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竞争的形式之一。

突发事件与法治

突发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人员、资金、信息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之中，突发事件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但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这一事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禽流感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问题。农村人知道，禽流感其实从来都有，但如今这变成了一个需要社会关注、国家相关机构予以监控的问题。因为以前养鸡多是自家消费，最多是在本地集市交易，而如今规模化生产，一个养鸡场几十万只鸡，只要一只鸡出了问题，所有鸡都很可能出问题；而且这些鸡是供应城市的，长途运输就可能变成全国养鸡业的灾难；如果一旦变成人传人，就变成国家的灾难。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机制来应对这种有不确定的潜在重大后果的突发事件。还有媒体也会增加大家的风险意识。

这就是因为人、物和信息流动带来的风险，国家只能用法律制度应对它。面临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国家未必有面面俱到的成熟预案，但要事先制定一个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和程序，包括及时公布信息。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感觉安心，可以信赖。

腐败与熟人社会

反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在农耕社会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太讲熟人关系了，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都来自于地方的各种社区。这种文化，没有长期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规训，很难改变。这是共产党从建党、建军以后一直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要过分注重老乡、熟人关系，上下级老关系等。但这种习气，在农耕大国很难快速消除。熟人找你帮忙，你就觉得人情难却。这种人之常情隐含的问题，就是可能利用自己行使的公权力，偏向自己熟识的人。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熟人感谢我，给我回报，就成了利益交换。而一旦在这类问题上变得自觉起来，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成为寻租，就是严重的腐败。

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必须严肃应对的党风问题，也是执政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在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同时，也强调法治社会的深层次原因。法治社会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一些习惯成自然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也不是说人情都不好。人情确实与人的本性、人之常情有关。在社会层面，这些人情有时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找熟人，投亲靠友，获得安全。只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公权力运作或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不适合用掺杂了人情的决策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适合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