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2）

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法治护航

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占55%左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生活在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这个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及其建构。

在农耕社区或者较少人员流动的城市单位里，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国家法律直接规制，通过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构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通常会迫使双方都遵守规定。比如，熟人间借钱不需要打借条，因为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会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国家正式法律保护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法治也还是重要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有三个层次，齐家（其实是农耕社区）、治国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来治国，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选拔调配和升迁官员，保证整个国家的结构运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而基层社会治理基本是靠熟人社会发生的规训机制，靠儒家教训。平天下则是边疆治理事务。

这种状态到近现代以后，随着工业、商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快速和重大的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近6亿人口先后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都是陌生人，有许多还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这种社会状态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问题的。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细致明确，就越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就越可能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法治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当代中国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的变迁让民众产生两个最基本的法治需求。一是当他们走出熟人社会以后，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如何获得必需的帮助。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进城首先要找熟人，直到今天不少人还是如此。但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动者，遇上各种麻烦，他们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的急剧增加。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表明，流动人口更容易违法犯罪，这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缺乏归宿感、没有熟人的注视和社区的舆论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欧美国家当年工业化兴起之际也是这种状况。人们因此觉得生命、财产不安全，自然对法治有了更大需求。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为此进行了许多投入，如校园增设保安，家庭安装防盗门等等。这是老百姓对法治最直观的需求。

对整个中国来说，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要推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用明确的规则来吸引外商和外资等等，都离不开法治。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总体上是很有成效的。

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人、财、物、信息流动起来了，社会秩序有了很多变化，没法诉诸传统的熟人社区或与之相应的机制，必须由国家提供法治的保障。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是推动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力量。普通百姓不容易关注法治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其实却非常重要。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风险也开始增加，要求加强监管。刚开始是产品质量问题，近年来突出的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现实和透彻的理解。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和衰退引发的。但我的看法，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波动，问题出在先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小群体中，那是人的道德情感和社区舆论压力通常就足以应对的。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极大数量陌生人构成的广大群体，我们原来的道德感已经没法强有力地指导我们面对这个广大市场的决策。当我们面对远方的不见面的陌生消费者时，我们没法涌起这种在小群体中会自然发生的责任感。问题是市场经济令产品在需要的地方流动，一些消费者可能因此受伤，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检验，需要用制度来补足人性的这一弱点。这一点，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可能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