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贸易畅通重在便利化

中国有句古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传统领域，也是大有可为的重中之重。二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关税、非关税、海关、质检、技术等领域中日益便利化，不断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营造了一个高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大大改变了中世纪欧洲那种关卡重重和壁垒严密的格局。因此，决定欧洲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欧洲内部，不是来自于自身社会积累和规模膨胀，而是来自于欧洲重视超越国家局限，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建设和谐有序、法治健全的社会发展环境，这是欧洲发展的真正力量源泉。

相比欧洲强劲的区域一体化趋势，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直进展缓慢，更多依靠各国自己的努力。尽管亚洲在过去的六十多年时间内，也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日本、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但这些国家的发展也主要是本国发展战略的结果，而不是地区区域合作的产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益深入，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各大经济体均确立了发展重心和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战略和政策。在这一世界发展重心东移的过程中，在亚洲各国内部、亚洲与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西半球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合作架构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在打通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之间“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贸易障碍的任务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与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需要是极其不相适应的。因此，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时代，能否背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庞大的市场，不断取消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创建有利于发展营商创业的良好环境，成为决定“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关键。

一、便利化是当代世界贸易红利之源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动全球扩张的时候，是举着贸易自由化旗帜的。当年，马克思认识到资本运动本身所具有的扩张倾向及其世界化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不难看出，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贸易自由化进行了批判，此种贸易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很可能是资本主义之所以高歌猛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经过五百多年的资本自由化扩张，世界已经被带入全球化时代，资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之上建立了以WTO（其前身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一系列管制机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然而，世界市场体系的发展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体系，反而由于贸易自由化不仅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也激化了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的激烈竞争。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尽管明确了自由化的原则，关税保护和进口配额等壁垒都被WTO的规则所严格约束，但形形色色的技术壁垒、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日益成为新时期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势。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不仅落后国家为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而推行保护贸易的政策，而且发达国家也总是举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帜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全力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获取国外市场。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在贸易投资领域中的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世界经济的恢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贸易便利化开始取代贸易自由化为各国所瞩目，尽管各方缺乏一个严格的定义，但贸易便利化均强调简化贸易程序(包括国际货物贸易流动所需要的收集、提供、沟通及处理数据的活动、做法和手续)和管理协调。贸易便利化有效地解决了贸易自由化过于强调推动各国制度改革、政策调整和关税和配额减少等有形的限制措施，转而从技术、程序和管理层面强调为贸易畅通提供一个更加便捷的环境。最终，贸易便利化旨在国际公认的规范和惯例基础上，为国际贸易创造一个连续的、透明的和可预见性的环境，从而简化和协调与贸易有关的程序和行政障碍，降低成本，推动货物和服务更好地流通。

其实，这一道理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末期秦国的李斯就在《谏逐客令》中作了深刻的阐述。针对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李斯指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为什么呢？李斯认为秦国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秦国能够招贤纳士，鼓励商贸，建立了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李斯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它们集中到哪里，哪里的发展便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决定生产要素汇集的关键在于哪里的环境适合它们生存和发展。重视贸易便利化的本质在于对贸易环境进行挖潜改造、转型升级，通过减少贸易程序、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阻碍，就能创造出更大的贸易收益。同时，全球贸易量越大，此种内部挖潜的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就更显著。

只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完善和优化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就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发展资源向中国集中，就能够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目前，全球贸易量空前壮大，中国在2013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一对外贸易大国。然而，繁琐的贸易程序和复杂的贸易制度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多哈回合”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国纷纷重视推动贸易管理程序的便利化，重视减少阻碍要素跨境合理流动的障碍，建立高效便利的贸易体系。最典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以来也越来越充实全面考虑和专门分析贸易便利化问题，并将其作为“多哈发展议程”之“新加坡议题”的唯一议题，体现了有关国家对该问题的重视。因此，“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可以在此基础上，以贸易便利化为主要抓手，通过扫清技术、程序、制度和管理等环节的障碍，构建包容开放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一带一路”的贸易活力，以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