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重在系统化（2）

二、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

尽管“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化涉及面广，影响到所有行业和领域，需要沿线各国政府、商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但作为区域内最大经济体的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人民币所承载的巨大经济体量决定了“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化的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要通过金融系统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各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货币流通的保障。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也非常敏感，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民币和美元、欧元以及各国货币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误解和猜忌，反而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细水长流，长远打算，循序渐进。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公共产品，核心是国际信用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乎三个问题：一是清偿能力，能够为贸易和一切经济活动供应足够的货币；二是调整问题，通过调整汇率、管制贸易和宏观调控经济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三是信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在出现汇率危机、储备不足和复杂危机情况下维持国际社会的信心。事实上，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每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蒙代尔模型的“三难困境”，亦即不同国家在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等三个目标上难以三全，只能放弃其中一个。因此，各个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一般不愿意承担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成本，最终有可能陷入集体非理性的无秩序状态。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需要，关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关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差异，单靠经济学是无法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的。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货币也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最初是单一国家控制货币，当时主要是白银、铸币或者其他一些金币，政府十分重视金银等货币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由于各国普遍看重黄金的信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黄金主导的固定汇率制，后来，在这一汇率制支撑不住的时候，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接过了这个责任，创立了一种新的货币信任基础，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不断的讨论创设了相对稳定的单一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主导，美元的背后是黄金，前面是IMF创设的“人造美元”。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扮演了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国际联储”的角色，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尽管此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许多缺点，但它仍然在世界发展中扮演了“单一世界货币”的积极角色，至少要比没有任何调节机制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批判现在的货币体系，现有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缺点仅仅是技术失误问题，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各国很难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新的替代性体系。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饱受关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型危机，它不再是从体系的外围爆发形成对体系的挑战，而是从体系的核心地带爆炸，以一波波海啸般的力量冲击外围地带。从冰岛危机到希腊危机，美国掌控着新型金融危机的节奏，其中有美元价格政策的组合、金融政策的调整和机构体制的重组。面对危机，美国在保持美元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新型金融危机下的成功转嫁。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受伤最轻的是美国，受伤最重的是欧洲，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被其他新兴经济体承担。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选择了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换取了汇率的变动。然而，美国变动汇率靠的是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用美元、石油和黄金组合垄断市场价格，谋求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牺牲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和制造业和传统夕阳产业，成就了能源、金融和科技的三维组合的新兴霸权，最终随着全球化的强化，美国的单极霸权也在强化，所谓的美国霸权衰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假象。因此，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所需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是国际货币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问题，亦即哪一国家的货币是本位货币，这一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怎样确定，以及一旦出现清偿危机如何形成集体清偿的行动。围绕这三个问题，从可预见的未来角度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美元的问题，而美国也必定会坚守其新型霸权赖以立足的防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呈现为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博弈，这一博弈有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得以呈现。

在承认美元客观地位的基础上，“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及其建设事业的推进也的确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如何再造一个能够再用百年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可以称其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国际联合储备委员会”的体制，与美联储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未来人民币的加入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美元的地位。在新的体系中，美元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短期内还不会改变，人民币的比重可以与日元、欧元大致相当，也就是10%左右。在当下美元体系与新兴经济体货币角逐新题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分外引人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无意中成就了人民币的信誉，在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份额支持下，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在日益重视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如何顺势，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毫无疑问是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然，必须看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是中国的目的而是世界的目的，是世界呼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服务中国发展与沿线国家发展的合作共赢。从这一基本态势出发，中国在政治姿态上最可选择的应该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扮演新兴经济体和美元体系两个板块的桥梁角色，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下做大“华元区”：一方面，应该走渐进式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服务于稳定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格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也应该坚持走区域化货币的道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市场导向，慎重推进。

此外，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华元区”战略不能急于一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国际化不同，只要改革一小步，就会产生几何倍加的影响，要推进国际化中注意防范风险。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对银行的压力太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国内结构改变配合起来，在利率、资本市场、银行改革等方面都要配套进行，在这些条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