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重在系统化（3）

三、建设四个体系

无论是实现“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所需要的金融系统化，还是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都有大量细致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要求中国改变以往仅仅关注国内金融改革的倾向，而是将推动国内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和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对接，增强服务和带动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着眼于建设四个体系：

一是货币稳定体系。

维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提振金融信心的重要保障，是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问题上，金融理论一般认为应该坚持走市场化道路，通过建设和完善货币市场，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依靠市场的力量稳定各方对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为此，首先要重视共同货币市场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支持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加快货币离岸中心建设，不断延伸本币在共同货币市场上的辐射空间，增强货币的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对内实行金融逐步放开，盘活资本市场，依靠资本、货币、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来巩固货币稳定的基础。当然，强调走市场化货币稳定的道路，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放手不管，而是强调要通过法治化建设，探索政府干预货币市场的条件、程序和透明度，防止因政府干预造成市场过度恐慌。在加强共同货币市场开放化程度和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货币稳定体系还要求推动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强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为货币稳定体系构建防波提和外围地带，有助于形成明确的市场信号，从而稳定货币市场的信心。

二是投融资体系。

对“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来说，建立一个完善的货币稳定市场仅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各方面合作包括金融合作的基础，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项目和贸易流动，需要建立发达的投融资体系，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供应。从融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需要多方面融资，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和贸易畅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在现有的多国商业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平台基础上，需要新建若干新融资平台，比如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等，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也可以采取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服务。此外，还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发行债券，为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筹集所需资金。从投资体系来说，“一带一路”需要构建起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投资体系，尤其是通过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拓宽相互投资领域，引导丝路基金、各国主权基金和商业性股份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重点项目建设，消除投资壁垒，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是信用体系。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建立一个以信用交易为主的市场交易方式，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能力，包括信用管理行业和信用法律体系两个方面的内容，最终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进而维持更大的市场规模发展需要。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信用中介主导模式，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法则和信用管理行业的自我管理，政府仅仅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导模式，强调由政府建立公共征信机构，强制性要求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数据，并用立法方式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的世纪工程，投资数额巨大，周期长且风险大，需要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支撑起如此规模的建设工程。为此，建设“一带一路”社会信用体系就需要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合作，在资信调查、资产调查、市场调查、资信评级、信用担保、信用保险、风险抵押、商账追收、信用管理资信和票据电话咨询等领域，支持信用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以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四是监管体系。

在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防火墙”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对银行体系的压力太大，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必须与各国结构调整配合起来，在利率、资本市场、银行改革等方面都要配套进行，建立起相应的监管体系。具体来说，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同时，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在推进人民国际化改革时，要特别注意在金融和资本开放问题上宁愿要“慢一点，傻一点”， “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拿老底跟人家拼”，特别是不能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加强监管放方面可以采用替代性的思维，打破传统看法，进行“另类思维”，不一定机械系沿用美国和欧洲的办法，坚持底线思维，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将监管做细、做实、做大、做强。比如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等。最终，要通过努力，构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

由于货币、资本和金融问题攸关全局，影响面广，产生作用大，稍有不慎，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因此，以人民币国家化为核心的“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不能急于一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国际化不同，只要改革一小步，就会产生几何倍加的影响，要推进国际化中注意防范风险，其方向应该是推动人民币实现自由结算、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以及建立区域内固定汇率体系，进而为“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融资支持。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