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新形势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发扬这一优良学风，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看来，至少在如下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条件，可以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这是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水平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在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符合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但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再次导致人口减少，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人类可以迂回生产。有了迂回生产，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就能不断积累。所有这一切，都带来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他们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走的显然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步步走下来的。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转型等构成我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我国工业化的实践经验，抽象出其中的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经济学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人口负担成为人口红利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作用最大，而目前人口红利已释放完毕。关于人口，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人口红利，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人口几乎众口一词被当作中国发展的沉重负担。因为人口过多，而且人口结构高度年轻化，中国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所以需要控制人口。对此，当时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口”，粮少人多，所以要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一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人口成为我们收获人口红利的基础。如今，人口红利将逝，我们需要努力延长人口红利，还须创造其他红利。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阐释清楚导致人口从负担向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以及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样，中国将为世界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作出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