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典型中谈西方国家治理与民主（3）

三、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托克维尔去世已156年了，如今美国的民主政体运转得如何，读一读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写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等著作和文章，便可了解个大概。他在2015年美国《民主季刊》第一期上又写了题为《为何民主在全球都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指出眼下各国的注意力都在思考如何实现“良政”上，这个题目已代替了嚷嚷一阵的民主迷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良政必须有民主，但民主却未必带来良政。福山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已有的民主国家没能跟上公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民主合法性的丧失。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现在西方的许多精英仿佛陷入了“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指责中国和新加坡领导人“专制”、“独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新加坡创造了奇迹，并表示钦佩。当然，不服气的人还可以自我安慰：看吧，他们迟早要垮台！

抚今追昔，有什么可以总结和反思的呢？结合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探索，是否可以思考以下几点：

1.国家必须有一个英明、坚强的领导核心。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北方农民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此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封建家长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难道不就是这样过的吗？如果不这样过，那就天天吵架，甚至分家。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说话算数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很多人把权威与独裁混为一谈，把领导威望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其实，任何兴旺发达的国家都必须有权威。大海上航行的轮船必须听船长的，恩格斯说这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权威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在近百年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此要十分珍惜，千万不能再落到一盘散沙的悲惨境地里去。看看今天世界各地被西方搞乱的国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2.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罗素说：“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其实，关键是把握好度。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民主”，民主都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或换种说法，就是摆正“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这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好就形成相对和谐的局面，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社会冲突。我们的法宝是民主集中制，它已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理想状态，时时都应该牢记在心，无论领导和被领导，都要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

3.宪法就是契约，谁也不能违反。若按“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民与领导签的契约就是宪法，人人都要遵守，而领导更要在实际生活中带头贯彻执行宪法。如果领导违背宪法可以罢免、接受法律的惩罚；如果人民中有人公然严重违反宪法，政府有责任用包括专政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否则就是渎职。

4.任何宪法和法律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我们反对人治，说的是反对“朕即是法”，反对个人专断。但不能因此抹煞人的因素。任何法律都要由人来执行，同一部法律，有些律师可以钻空子，有些法官可以轻判或重判。所以，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子上来掌权执法，其重要性不亚于起草一部好的宪法。许多国家都有写得相当完备的宪法，但执行不了，形同废纸。

5.选举和选拔相结合推举人才。怎样选好用好人才？西方说只有选举才能选出优秀人才。不能否认选举的重要性，它应该是一种主要的途径，但仅靠选举怕未必奏效。《日本时报》网站3月23日发表印度快报报业集团执行总编辑凯文·拉弗蒂的文章，题为《美国的全球金融领导力输给了中国》，文章说：“奥巴马再一次证明他的口才不错，但就把事情办成而言，他并不具备政治头脑。”中国以选举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重视从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推举优秀人才，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很有效。用对一人，振兴一方；用错一人，寒心万人，对此要千万小心。对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应坚决严惩。

6.人的素质取决于文化修养。“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有5000年的国家治理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也对外国的好东西从善如流。中国的文化培养君子，君子在位，就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为王”。中国历代不乏忧国忧民、舍身成仁的志士仁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优秀人才代表了这样的脊梁，正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重任。总的来讲，现在人民信得过这样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辜负人民的重托，他们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