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3）

“三个公正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已有反思，但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仍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弗兰克：我们发现，在西方越来越多从事殖民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再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他们关注到被殖民的人民如何想要得到自由和独立。但最近，关于殖民主义出现一种西方观点，这些学者即使表现出去殖民化是如何合法的，但他们往往更强调殖民权力的行为或殖民权力与反对殖民权力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例证是，研究二战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欧洲在1939—1945年的战争，而较少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叶险明：目前，我们虽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但解决成效甚微。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迄今为止，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这包括主导相关历史的解释权。“仅关注二战中欧洲战场”是与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认定西方国家在二战中“不容置疑”的中心作用直接相连的。其次，缺乏相关基本理论框架和范式的创新。拿不出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得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也是我们渴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但一接触到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相关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还不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例如，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多视角进行定量和定性综合研究，从细节着手，并形成有说服力的成果，那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西方学界的相关偏见。

吴英：克服“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就像建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应该看到，目前西方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反思，而大部分学者还在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这其实和西方与非西方现实力量的对比紧密相关。尽管中国的崛起、金砖五国的快速成长正在改变世界的总体格局，但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美国还在坚持当“领导国家”。当然，这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努力的空间。首先，要提出能够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仅仅停留在反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出合理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理论，才能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上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非欧洲中心论”观点和对“欧洲中心论”观点有力的批驳，这种真正的交锋产生的说服力才是实在的。最后，对待西方史学的研究成果，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而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取舍。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在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要警惕“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如何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吴英：我非常同意警惕“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中国是“欧洲中心论”的受害者，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学术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探求一种能够真正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利器。唯物史观认为存在普遍规律，但不承认有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所谓普遍规律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的正是这样的规律。目前，我们对唯物史观中反对“欧洲（乃至各种各样的）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开掘得不够，亟待加强。同时，也要积极吸收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反思的成果，为构建既非“欧洲中心论”又非“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做出努力。

叶险明：“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即都在历史观层面上强调世界历史有一个主导的“中心”。因此，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以为，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应确立“三个公正性”。一是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人类历史过程。二是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使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三是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

弗兰克：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持民族主义的观点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即使写作本国的历史，也应尽力避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式，而应尝试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研究本国的“国际”历史，即本国的历史如何受到外在的影响；二是研究本国历史的跨民族历史，也就是本民族文化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