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2）

实质是服务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弥漫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任东波：“欧洲中心论”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影响强大，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盛行。哲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目的论，旨在寻求归宿。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或“削足适履”将非西方的史料填装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之中。第二，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对人类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与贡献。第三，文化传播主义制造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霸权”。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欧洲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

吴英：“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随着历史的演进，西方的殖民方式也在不断演化，从政治军事的殖民扩张与统治，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和投资为主导的扩张，再转向以文化渗透形式进行的扩张。“欧洲中心论”也由赤裸裸地宣扬西方国家文明与非西方世界落后，转向隐蔽地宣扬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以此影响和束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似乎非西方国家只有采取这样的道路、接受这样的价值，才可获得发展。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需要思想观念上的对外扩张作支撑，因此，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欧洲对外扩张做思想上的动员。

叶险明：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确立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认识论来看，“西方中心主义”是对这种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一种扭曲反映。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间协调性的明显增强，使西方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西方思想文化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只要非西方国家没有真正显示出其走出了一条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道路，“西方中心主义”就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从“全球史观”反思“欧洲中心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界对这种研究导向有哪些反思和批判？

吴英：欧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启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欧洲优越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人的文明自信受到巨大打击，出现了一批反思欧洲文明的先行者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二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非欧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许多非欧洲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现实迫使欧洲学界对自身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做出反思。一批学者尝试以“全球史”视角超越“欧洲中心论”，提出要从全球的视角而不是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视角对世界各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考察，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就是代表。第三阶段是走向深化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受中国崛起及欧洲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的影响，使得“欧洲中心论”在欧洲成为贬义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解释历史，其中重新厘定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世界体系不是从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起始计算的500年，而是5000年，其中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东亚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又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没有经济中心的世界，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其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可见，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进程中，西方史学家正在抛弃“欧洲中心论”，以客观的态度看待非欧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叶险明：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里暂且不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研究，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相关思想，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学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研究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丰富和发展了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此外，彭慕兰、弗兰克等人对“西方中心主义”也有所批判。不过，学界对这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吴英：马克思本人对待非欧洲地区发展的态度为我们反驳“欧洲中心论”提供了绝佳的指导。首先，马克思肯定地认为，非欧洲地区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规律绝不是针对某个地区、国家发展道路或阶段的归纳。而是认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以，当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为了论证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以马克思的理论做论据，马克思予以坚决驳斥，强调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它只适用于西欧。

其次，马克思毕生为解放被压迫者而从事学术研究，努力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晚年，他集中精力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写下了《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同情包括非欧洲地区在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坚决反对“欧洲中心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对“欧洲中心论”持反对态度，对第三世界人民抱以同情。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应该作出自身的贡献。

叶险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有四个贡献。其一，全面昭示了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在本源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如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评价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关于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以及相关通信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探讨等。其二，提高“世界通史”编纂中“非西方国家”所占比例，以正确诠释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强调度量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以西方国家确立的标准为标准，并指出不能仅仅关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把握“标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注重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四，对从西方学界传输过来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即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主义”、“现代性”、“进步”、“个人自由”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