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这是中共在产业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党支部。而在同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党支部领导下举行盛大机会和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宣告工人俱乐部成立。就在“五一”劳动节纪念日当天，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更宜注意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和尊重劳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这三方面的权利，而劳动全收权则是指“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同年9月14日零时，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并得到全国多个地方的声援。9月14日，路况当局被迫接受罢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大罢工。
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就是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态度，并且一辈子没有动摇过。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前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就了一篇影响极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等，并再次提到了“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坚定要“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因为他深知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坚持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坚信并不等于照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等问题也表明，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一直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块最好的试金石，今天依然如此。
（二）毛泽东和党内右倾、“左”倾错误思想的斗争及其贡献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内右倾、“左”倾错误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毛泽东也在一直坚持和党内右倾、“左”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领袖。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中国社会实际很好结合，再加上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和主导地位。尽管毛泽东与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但由于其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长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陈独秀在1923年提出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竟然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建立起来的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在中共中央1926年12月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右倾机会主义不仅没有放手去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积极起来进行斗争，竟然主动放弃了党在大革命中的领导权，这就导致了党不仅不能组织开展真正有力的武装斗争，而且在蒋介石发动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政变时只有被动挨打，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惨遭失败。血的教训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梦方醒，但已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在政治斗争中不惜放弃原则甚至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的右倾错误思想相比，盲目轻视敌人的力量与客观困难、夸大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贸然进行冒险行动，或在革命队伍内部对人民内部矛盾也采取残酷斗争的错误政策，甚至在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上采取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思想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就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后来更是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危害非常大的“左”倾错误，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显著特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从1931年开始竟然在党内占据地位统治长达4年之久，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都危害巨大、影响深远，甚至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因此，“左”倾、右倾错误都可以葬送中国革命、葬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既反对右、也反对“左”，毛泽东就是敢于和党内右倾、“左”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并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
在农村出身、长大的毛泽东对农村、农民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深知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好农民问题。所以，无论是在1924年国共合作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还是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都一直坚持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不仅主办了多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更一次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先后完成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影响深远的优秀著作。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则是只注意工人运动而同样忘记了农民，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个人影响力较大等原因，这两种机会主义在党内都有不小的市场，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针对当时的一些模糊乃至错误认识，尤其是针对党内存在的这两种错误倾向，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随后，他在文中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和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而人数最多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6]很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什么是中国革命应该集中打击的敌人，不仅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最主要的同盟军就是农民，而且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并深刻警示了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容易动摇的阶级，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澄清党内某些人的错误认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远小于陈独秀和张国焘，他的这些警示没有引起党内尤其是领导层足够的重视，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遭遇“四一二”和“七一五”两大反革命政变时未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甚至毫无准备，遭受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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