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3年，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围剿”，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力量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相比仍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硬碰硬去打阵地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当时取代毛泽东占据党内领导位置的博古、李德，积极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不仅推行要求红军冒险去攻占城市的“城市中心论”，而且盲目否认中间革命力量的存在，甚至打着“反右倾”旗号无情打击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等。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面对国民党出动百万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被证明正确的方针，竟然坚持要人数、装备等多方面都明显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红军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全面出击去攻打国民党军队的坚固阵地，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失败，不得不放弃毛泽东等人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开始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仅基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与军队内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思想、方针、政策的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再次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和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
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又开始出现，尤其是随着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他竟然由过去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核心领导变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不仅反对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11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的独立自主原则，而且竟然于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和27日在《长江日报》上刊发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并随后还在1938年1月2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团结救国》、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甚至不顾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反对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提出和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战线中要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竟然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切经过统一战线”，甚至认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仅仅局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等。王明的错误言行不仅在党内引发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面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和巨大危害，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及时派出任弼时作为代表到苏联去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原则，从而让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同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周恩来等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各地区的情况，大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偏向——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再一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步调，在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详尽地归纳、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深入分析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终于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也在根本上保证了党和中国革命从此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三）毛泽东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并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毛泽东率先鲜明地提出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并且始终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伟大贡献。虽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但在毛泽东之前，虽然张闻天等曾提出过“中国化”的概念，却一直没有人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总结了党成立17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并进一步鲜明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一定要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大力号召全党要学会把马列主义及国际经验等灵活地学习、应用到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他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同时指出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分离的做法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我们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标志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本质的认识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其实，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一直坚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早在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为纠正红军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观念，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会议决议中不仅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而且特意写了两条：一条是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代替唯心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估量阶级势力，另一条是要求广大党员一定要注意加强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这些来决定斗争策略与工作方法。这里既强调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强调了要尊重中国实际，被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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