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7）

人民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更是善于打好统一战线这张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越来越多党派、阶层的支持。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32]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33]这些话把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进一步在全党思想上、工作上确定下来，感动和吸引了很多民主人士，使得他们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到了一起，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而尽心尽力。1949年6月15日、9月17日，中国共产党牵头分别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成功召开，46个单位的662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担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使得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都是非中共人士，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民主人士占全体成员的1/3以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会委员主任委员、创始人黄炎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要职，都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1951年11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给予高度评价，并进一步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34]这个讲话对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明了以后的发展方向。在1957年1月27日、2月27日，毛泽东分别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基本方针的主旨、内容、本质等进一步作出了全面、科学、深刻地阐述，使得统一战线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巩固、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三、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来不回避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初就指出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特性之一，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和凸显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毛泽东则通过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入研究使得阶级性成为意识形态的最鲜明特性，也凸显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一）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

作为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性、集团性的话语，其鲜明的阶级性是不言而喻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观察、分析、判断阶级社会重大问题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同样如此。早在1925年底，他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鲜明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5]接着又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就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然后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毛泽东选集》将此篇文章作为开篇，可见毛泽东本人对此问题的重视。

毛泽东是1938年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最早提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的。他在研读时的批注写道：“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36]“代表古代反动贵族的意识形态是古代观念论哲学………由于希腊奴隶经济的向下发展而产生的深刻的阶级分化与斗争，引起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意识形态的斗争，前者便以观念论哲学为基础。”[37]从这两个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观，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而且可以在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并且，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哲学，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和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密不可分，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1939年，他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缉＞一书的批注》中又写道：“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38]从而把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再次进行了阐述和强调。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之初就对哲学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有着深刻认识。

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被认为是毛泽东阐述其意识形态思想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却巧妙地用“文化”、“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理论”、“思想”等在内涵上与意识形态基本相同的词汇替代意识形态的概念，系统、深入、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如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9]“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0]运用“文化”、“观念形态”、“思想体系”和“宇宙观”等概念，并进一步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41]“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42]“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43]深入分析和科学论述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意识形态反过来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服务、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意识形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和包含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新中国。